摘要：近几年，从一线城市回流到县城工作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很多人经历了高速运转的职场、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但由于快节奏的高强度工作、裁员降薪，以及难以在一线城市安家，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家乡所在的三四线小城市。

一些回到县城的年轻人发现，大多数人在被既定的“社会时钟”推着往前走——在家乡的长辈们眼中，25岁-28岁是组建家庭的黄金期，年纪再大，就要“剩下”了；而县城婚恋市场上，年龄、职业、家庭都有着清晰、残酷的链条。

而一些高学历女性返乡后，很多人超过了当地的“适婚”年龄，面临着更大的择偶压力。她们被抛向残酷的坐标系，曾经城市生活中努力构建的堡垒，在流水的相亲局中一点点坍塌。

文｜殷盛琳 王熙媛 编辑｜王一然

县城的“社会时钟”

临近30岁，许妍下定决心严肃对待婚恋这个人生关卡。她不再拒绝父母、亲戚介绍来的相亲对象，甚至主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相亲帖。从一线城市回到浙江某县城后，她被小地方清晰的“社会时钟”催促着——按照惯常的节奏，当地年轻人一般会在毕业工作后一两年内结婚，也就是28岁左右。对她来说，时间已经相当紧迫。

年龄在县城的相亲市场是鲜明的边界线。许妍被介绍的相亲对象，基本在30-35岁之间，有的已经秃了头。她跟亲戚说，能不能介绍稍微小一点的男生？最好差3岁以内的。结果父母说大家很难为情，因为在当地，本来就是默认“女方要比男方小比较好”。

如果女方年纪大，在男方父母那一环可能会直接被筛选掉。“可能觉得我们经验比较丰富，比较难驾驭，或者是太老了生育质量差。”

回到县城之前，许妍似乎从未意识到年龄是个“问题”。家乡同龄人择偶的黄金期，正是她漂泊未定的时候。从北京一所双一流院校研究生毕业后，她短暂北漂过一阵子，那段经历给她留下最强烈的印象是不安——即使每天大部分清醒的时间都耗费在通勤和工作上，她还是觉得自己“有随时会被开除的风险”。作为艺术生，她可以选择的岗位并不多，“感觉自己的可替代性非常强。”

她刷到过那些回乡发展的同学的朋友圈：有留学回去的，也有上海好学校毕业回去的，他们去漂亮的店里打卡，有的已经结婚生子，看起来生活过得安稳幸福。许妍感到羡慕，在拿到老家县城一家国企的offer后，她也选择回乡发展，她评价那是一个“看起来更加安全的抉择”。

但回到小县城后她才发现，工作与婚姻，都不是容易事。这两年，许妍所在的国企效益不好，开始降薪，她的收入打了折。同时，她发现，在县城婚恋“游戏”里，她也不是能轻易获胜的玩家：像她这样在大城市待过，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县城相亲市场上并不怎么受欢迎。

图源东方IC

有学者曾在一篇关于县城女性被动单身的论文中提到：县城体制内的大龄女青年，一方面没有摆脱传统的血缘、家庭和地域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接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的自我意识、婚姻自主观念和独立思考能力。

林文迪是85后，在回到县城之前，她曾在某一线城市求学、工作过近10年，她见识过大都市的繁华与包容，也曾投身于职场的激烈竞争，直到身体发出警告。

林文迪最后一份工作是做品牌，长期加班让她处在亚健康状态，睡眠成了奢侈品。再加上颈椎病、神经衰弱，她感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实在难以支撑城市的运转节奏。“不是那种靠意志力就能扛住，说我再忍一忍，精神，还有身体上都很疲惫”，她来到了临界点。

2019年，她通过人才引进回到家乡县城，进入体制内工作。当时林文迪已经32岁，已经算当地认知里的“剩女”。她说，流入相亲市场的同龄男生，大概率在某一个方面有一定“缺陷”。要么是性格，要么是颜值。比如“父母条件都还不错，他也在体制内，依然没有结婚，就证明他并不擅长和人交往”。得运气非常好，才能碰上那种刚结束一段感情，恰好处在空窗期的男性。

回到县城前后，林文迪相亲的次数大概超过20次，厌烦度逐渐累积。她能清晰感受到一些县城男性的保守，以及无意识地对女性的不尊重。“他们觉得我做得很好了，吃饭帮你付钱，帮你挡酒，帮你买东西。认为女的就是比男的要弱一点，我保护你是我的责任，但你要承认你就在我的保护之下”。林文迪说，她感觉大男子主义在当地文化中普遍存在。

同样硕士学历，从北京漂回河北县城的宋佳宁，在经历过几次无疾而终的相亲后，发现自己理想中的异性几乎不可能存在于老家的婚恋市场上。“我喜欢那种有冲劲儿，有自己想法的，然后想去干一些什么事儿的人。”宋佳宁发觉这似乎和“在县城”的状态是矛盾的，这样的人不可能留在小城市。

宋佳宁今年28岁，比起进入婚姻，推动她走入相亲市场的，是悬在每个县城女性头上的“社会时钟”。研究生一毕业，父母就开始更严重的催婚。“他们说，30岁之前尽量嫁出去，要是不嫁出去，女生年纪大了不好找对象这种话。”还在北京的时候，妈妈基本两三天给她发一次微信，或者电话问她，要不要回家找对象？到了接近而立之年的节点，宋佳宁自己也有些年龄焦虑，“就觉得自己怎么一事无成？”

筛选的错位

在江西财经大学教授欧阳静关于县域“剩女”的论文调查中，她发现，“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特点，主要出现在县乡党政机关和事业机关内。其中女教师是主体，县乡女公务员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趋势。”但体制内的男女比例失衡严重，优秀的男性更是少得可怜。

她在论文中总结：“县域体制内女青年普遍想选择比自己更优秀的体制内男性作为婚配对象，但县域体制内男青年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均无法满足这一择偶需求。”

许妍也总结过她印象里县城流入相亲市场的男性画像：一种是过于理想主义，之前太挑剔的；第二种是内向呆板，不懂得与异性如何沟通；第三种是有什么雷点，比如不尊重女性。

小县城里，相亲的地点比较固定：如果男生愿意花钱，就在餐厅见面，如果勉强，就在咖啡厅。见完面，一般女方提出AA，意思就是两清了，不会再见下一次。如果想继续接触，许妍会让男方请第一顿，她再回请。

许妍回忆，她线下大概见过六个男生，流动的相亲局上，她发现，桌子对面的人聊的话题常常在自己身上，他们要么聊钱，要么聊健身。偶尔许妍会提到自己的兴趣，大概率会得到对方的说教。许妍说，前段时间她对八字比较感兴趣，就在相亲局上聊起来，男方疑惑说，你在搞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她聊炒股，人家说，不要碰这个东西，“当遇到一些他自己不了解的领域，特别是男生，他会倾向于从自己更占优势的角度来评价你。”

最接近成功的一次，许妍遇到了一个完美主义倾向的男生，事业成功，礼貌周全。两个人相处起来很开心，对方能接住许妍许多奇思妙想，也愿意理解她。一起玩双人游戏，即使她做了一些失败的尝试，他也会一直在旁边鼓励她，说“你可以的”。闹掰的原因是，男生说他要找一个“绝对温柔，绝对不发脾气，绝对不会指责他、抱怨他的女生”，如果找不到，也不会将就。许妍说，那你继续找吧。

还有一个男生号称自己只找“正常的女生”就可以了，只要家里没欠债，没有堕胎，就可以。见面却评价她“太瘦了，不够胖”。许妍有一种被物化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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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实中的相亲对象大失所望后，许妍干脆自己发了相亲帖。私信她的人有上百个，主要是老乡。但许妍感觉整个流程走下来“元气大伤”。“线上的人比线下还要奇葩。”

她说，60%的男的第一句话就问，你在市中心的XX区吗？还是在县城？“他们谈恋爱有地域歧视，可能不能超出（离家）开车半小时的距离。”偶尔有几个聊下去，但因为现实生活各种插曲，也没能继续下去。她感到疲惫，“到这个年龄还不结婚的男人多少都有点‘问题’，和他们的相处伤害我的感情。”

许妍认为，这座小县城似乎仍然保留着父辈的传统的婚恋观，“男主外女主内”，筛选的结婚对象也是温柔、漂亮、贤惠的女性。

比起女性，回流县城的年轻人里，男性在婚恋市场上反而处于优势地位——尤其是像周明远这样进入县城体制内的男性。2021年他刚到单位报到，参加入职体检时，就有护士主动过来问他有没有对象？说以后可以帮忙介绍。周明远记得自己愣在原地，“没想到物色对象这项环节，可以和医院体检‘有机’结合。”

入职后，上到单位领导，下到单位大姐，都热衷于做红娘。只要是单身的体制内年轻男性，外在条件说得过去，人品端正，没什么不良嗜好，“几乎每天有人给你介绍对象”。

武汉大学的杨华教授在2024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及，女性的学历越高，起点越高，找对象的空间限制就越大，学历越高的男性则情况相反。在东部某县级市调研时，有体制内受访者告诉杨华，该市人社局门口经常有一群“媒人”守着，看到被录取了的年轻男性就蜂拥过去介绍对象。

周明远也觉得，这对女性来说多少有些不公平，数量上的错配也是重要原因。在他的观察里，更有能力的男生倾向于外出闯荡而非留在县城，女孩却因为家庭等压力更多地被鼓励回到家乡。

回到安徽县城之前，周明远硕士毕业后曾在东部的省会城市及北京工作过两年。2019年北漂时，他在一家初创型互联网公司工作，负责职场管理方面课程的内容把关。

疫情期间，他们的办公方式换成线上。周明远干脆回了安徽老家，作为独生子，家人在那段时间反复劝说，想让他早点稳定下来。他也对漂泊在一个庞大城市的生活感到了疲惫，看不到定居的希望，干脆辞职在家备考，2021年成功“上岸”，进入体制内。

和北京相比，周明远觉得即使是小县城，在城市硬件方面的差别并不大，最大的差距在于人的价值观，以及人的状态。在县城，大家都是按照既定的轨迹去推进人生进程的。周明远说，当地男性基本在28、29岁成家，大部分是相亲、熟人介绍。体制内的男生很受欢迎，“很抢手”，他甚至被介绍过县领导的女儿，听说对方性格不是很好，谈吹过一个性格温顺的小伙子，周明远感觉自己肯定也受不了，就婉拒了。

周明远对相亲这种目的性很强的形式有些排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认为别人相亲是错的，相亲是一个很高效的手段，可能我比较理想化”。很多时候，他都以已经找到对象作为借口推辞。当地团委也会组织青年男女联谊活动，他一次都没参加过。“我也了解过，其实挺无聊的，很多报名的人是单位强制拉人头去的，最后要宣传或者怎么样。”

幸运的是，很快，在一场朋友聚餐里，他认识了在企业上班的女孩，第二年就结了婚。第一次见面，她的外向和笃定给周明远留下了印象。在后来的接触里，她说“如果你自己没有信心的话，我可以带着你往前走一走”，这句话击中了他。他想，这正是谨慎、犹豫的自己所缺失的东西。

选择和妥协

据周明远观察，在县城的体制内男生匹配的相亲对象，基本是老师和护士，幼师尤其多。这基于一种资源的交换和考量，“他们想找老师，其实目的不就是轻松一点，有小孩之后，（女方）可以教书育人，相夫教子。”

体制内的女生一般匹配事业单位公务员，但不能对单位有要求，最多是县直机关、乡镇。再往上，优秀适龄的男性就更稀少了。

在县城，时间的流速似乎和人的成长一样慢。选择留在这里的年轻人也经历了一轮筛选，从大城市回流的，是“不太想冒险的，想追求稳定的年轻人”，长期留在县城里的，也没什么太高的目标或者理想，就想离家近一点，找一个贴心的老婆，基本千篇一律，周明远说。

周明远所在的单位没有不打算结婚的人。离婚不稀奇，但不结婚会被视为异类，“基本上就会被认定这个人是有问题的，不是说家庭对他指指点点，就是整个系统会对他有一定的排斥。”领导在用人、选人时，也会当作一个潜在的考虑因素。单位里有年龄稍微大一些还没结婚的，一般是标准比较高，主要是女性。

从北京回县城这几年，周明远觉得自己变得圆滑了一些。回来后，在心理上确实有了安全感，但另一种层面，他也清晰意识到自己的停滞。“我发现县城里很多体制内工作人员，基本是不怎么学习的，这种学习不是学习文件，那种不算”。周围的同事好像放弃了自我成长，就觉得进入体制就是“一考定终身”，只要不犯错误，就可以吃一辈子饭。

“我个人好像始终有一种怕被时代抛弃的危机感，愿意去接触一点不一样的事情，认识不一样的人，还是希望自己能在未来的市场化浪潮中有一个能够融入的机会。”周明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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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周明远一样，许多在一线城市漂泊的年轻人，决定回县城时，是由某种不安驱使，想要追寻“确定性”。

许妍总觉得留在北京，自己以后会被更年轻、更有创造力的职场新鲜人取代。她想象回到县城的生活，是“注重生活和工作平衡”的，能在工作的缝隙里心安理得地休息。

但她忽略的是，这样的生活也是需要忍耐的——务实的另一面是对“形而上”的厌弃，她珍视的艺术，在县城很多本地人看来“是无用的”，在工作上，设计得更好，也换不来更好的评价。

她感到孤独，同时想念在北京的“牛马生活”之外，精神世界的自由。很多时候，家乡连空间都是重叠、挤压的。许妍说，整个县城只有一家好点的商场可逛，每次无聊都去那里，反而成了无聊的叠加。

在同一家餐厅，她见过好几个不同的相亲对象。和家人、闺蜜们最常去的一家云南菜和一家西餐厅，再去吃饭时，对面坐着的人换成了三四个不同的男人，每次重复着相似的流程，甚至茶余饭后会去同一个江边看夜景和散步。和他们相处的记忆叠在一起，像“消消乐”一样抵消了。“这是一种县城生活的无奈”，她说。

她仍然单身，会对爱情有期盼，但决定不再强求了。“因为我发现再相亲下去可能会影响我正常生活和工作，”许妍说，她更想让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

在择偶标准上，她不愿退让的是“精神层面的平等”。“物质方面比我稍微差一点也没事。但精神层面上，不能居高临下地说我不好，而是应该理解我作为一个自由和完整的个体，不是把我当成一个婚嫁的工具，这是我难以越过的门槛。”

许妍说，如果有一个愿意理解她的异性出现，她会勇敢接受，亲密关系也可以让她的生活变得更好，但如果以后嫁的人是一个让自己不开心的人，她宁愿不做这个选择，“我自己也能自给自足。”

回到县城后，相亲超过20次的林文迪干脆把见面当成了“面试”，“甚至就当作一个工作来完成了”。经历数次“面试”，林文迪终于在2023年认识了现在的爱人，第二年就结了婚。

对方性格温和，踏实稳定，比较尊重她，也会把她的话放在心上，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她说，在相亲的人群里，这种特质已经相当珍贵。虽然没有像以往谈恋爱时那样激烈的情感，但两人关系也算平稳。

林文迪说，如果当时留在北京，大概会觉得“这个人好无聊”。现在，她逐渐接受了这种平凡的生活。“你既然回来了，求的就是绝大部分普通人都在过的小日子。”

“我的心态已经变成了，想找一个人就跟我唠唠嗑就行，比如陪我出去看看书，看看花，我就挺开心了。”起码现在，她的失眠问题暂时消失了。

（文中讲述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