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撰文 | 徐鲁青
编辑 | 姜妍
《远逝》

郭沛文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6-3
2015年的长沙,一场退休教师的葬礼,一桌旧同事之间寻常的寒暄闲聊,在一个闷热、嘈杂、带着塑料椅和流水席气味的中午,一个陌生女人凑过来,推销起18块钱的省内游。胡友林和文夕这对失独老人一时动了恻隐之心,报了名。旅行回来后没过几天,文夕失踪了。小说由此进入它的悬念部分,寻人、追查、骗局,以及那些专门盯住老年人的陷阱,怎样层层铺开。
如果一个人正在变老,正在和变化的世界一点点失去同步,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更容易被围猎的?《远逝》内部有三重文本嵌套。现实层是岳麓山下的养老骗局,往里是胡友林笔下的民国抗战旧事,再往里还有民国女学生写下的“桃花源之谜”。
“那个时代就是这样。你的丁点儿幸运,可能都是由无数人的不幸阴差阳错给予的。你尝到的每一口小甜头的背后,都是那么浓烈的苦难。”
《托斯卡纳书店时光》

[意] 阿尔巴·多纳蒂 著 陈英 曾紫怡 徐睿瑾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6-4
2019年,意大利女诗人阿尔巴·多纳蒂决定告别出版业,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位于托斯卡纳山区的卢奇尼亚纳,以众筹的方式开了一家名叫“笔尖”的书店。
“我们有‘自己的书’,而不是那种随处可见的书。就像你的家庭藏书架,无论是新书还是旧书,都必须有意义,必须经过挑选,必须有其存在的理由。这会是一种随意的选择吗?或许吧。比如把男女小说家分开,就是出于我的本能。但仔细想想,女性写作不也是二十世纪的新鲜事吗?在沉默了数百年后,我们或许有太多话要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既然如此,那么给女性作家几个专属书架,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卢奇尼亚纳的常住居民只有180人,多纳蒂的书店似乎前景堪忧。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它很快激发了附近居民和意大利爱书人的热情。经历了火灾和新冠疫情的冲击,这座山丘上的小书店发展为不断壮大的文学地标,被列入意大利最吸引人的20家书店之一。
书中反复呈现的,是书店如何与一个人的童年、家族关系、地方记忆和阅读经验交织在一起。疫情中的线下经营、脱欧带来的供应困难、突如其来的火灾,以及乡村书店长期亏损的现实,都构成了这间书店的日常处境。它之所以得以维持,并不依赖某种浪漫化的坚持,也依靠志愿者、邻里互助和读者社群共同形成的支持网络。在这个意义上,书店不是逃离现实的空间,反而是在现实压力中被不断修补出来的公共关系。
《谁让历史流行起来:
历史学家、出版商与读者》

[英] 尼克·威瑟姆 著 万有引力编辑部 翻译
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6-4
“历史学家不会写给普通人看”,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见抱怨。《谁让历史流行起来》关注的是曾经进入大众阅读视野、卖出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册的历史书。它们究竟是如何写出来、又如何推向市场并被读者接受的?换句话说,历史之所以能够流行起来,从来不只是作者一人的事。
从战后美国五位历史学家开始讨论,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丹尼尔·布尔斯廷、约翰·霍普·富兰克林、霍华德·津恩和格尔达·勒纳。作者关心的除了他们写了什么,也包括他们如何想象自己的读者,如何在学者与作家之间反复调试,又如何在出版商、营销团队和公共舆论的共同作用下,将一部历史著作推入更大的阅读市场。
今天人文学科反复面对的困境,专业化越来越深,公众联系越来越弱,实际上是一段早已开始,并仍在延续的历史。历史写作是否能流行,既依赖作者的叙事能力,也依赖出版制度、市场和时代情绪的共同塑造。
《生而为女:
开膛手杰克案女性被忽视的生活》

[英]海莉·鲁本霍德 著 小水 译
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3-3-1
“开膛手杰克”是近代犯罪史中最被反复讲述的名字之一,而被杀害的,人们曾说都是妓女。《生而为女》想讨论的是那些被杀害的女性究竟是谁?在成为受害者之前,她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作者试图追溯五位女性各自残缺却仍可追索的一生。还原她们在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真实处境。她们之中有人离开丈夫,有人与不同男人同住,正因如此,她们也更容易在道德上被判定为“不值得同情”的女人。在案件发生之后,她们会被压缩成一个模糊、单一且带有污名的标签。实际上,“她们都是妓女”本身并不成立,更像是方便将这些女性迅速归入道德秩序,从而让她们的死亡带有可以被解释的原因。作者认为,她们之所以被杀害,并非因为道德有污,而是因为她们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她们最大的不幸,可能是生而为女。
《在职母亲的双重困境》

[英] 海伦·麦卡锡(Helen McCarthy)著 黄瑶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6-4
在职母亲今天已经成为一种熟悉的社会身份。它出现在招聘、育儿讨论,也在关于“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建议里。一个母亲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究竟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中被塑造成常态的?
海伦·麦卡锡为这本书找到的入口,是过去一个半世纪的英国。从19世纪的工厂女工、家庭缝纫工,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动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再到战后陆续返回办公室的母亲,书中追踪一种社会观念的缓慢转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母亲去工作并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生活选择。相反,它常常被看作家庭失序、经济困窘,甚至社会问题。直到20世纪后半叶,这种看法才逐渐发生变化。
麦卡锡也认为,女性的有偿劳动越来越被承认,但照护、家务和育儿并没有因此被真正重新分担。换句话说,女性获得了一种新的社会身份,却并未卸下旧的家庭责任。真正留下的问题不是母亲应不应该工作,而是一个社会默认照护主要属于女性,那么所谓选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真正的自由?
《看得见艺术的房间》

唐克扬 著
译林出版社 2026-4
当代艺术无法被看懂,这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抱怨,当艺术的边界不断扩张,摄影、电影、乃至手机屏幕上的图像都被纳入讨论之后,我们究竟该如何重新进入艺术?
“艺术是什么?想要三言两语说清楚这个问题太难了。大多人所说的艺术,聚焦在看得见的东西上—绘画、雕塑、建筑、设计、工艺美术——艺术的‘象’是空间性的,人们潜意识里浮现的‘心像’,则是凝聚在一个时刻的稳定范围以内的——具体的‘像’是和具体的‘人’有关的‘象’。所以,现代艺术的历史被画统治了——画就是某种特殊的‘像’。过去我们检阅图像的场所是画廊,今天它由各种各样的屏幕组成。”
作者唐克扬在书里设想了一个最基本的空间:一间普通的房间,一幅画,一扇窗,一个花瓶。在这个场景里,他把“看”拆开回到一些根本的问题:艺术如何与身体经验发生关系,如何受风土与气候塑形,如何在真实与幻觉、表面与深度、语言与图案之间建立联系。在一个屏幕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是否还保有一种足够敏感的观看能力,去辨认什么在打动我们。
《书的形式:设计美德论集》

[德] 扬·奇肖尔德 著 耿涵 译
惊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6-4-2
一本书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书名页、脚注、书脊标题、护封,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部分,为什么会形成今天读者习以为常的样式?《书的形式》所讨论的,正是这些常常被阅读本身遮蔽的细节。扬·奇肖尔德把一本书重新拆开,带回排版传统、阅读习惯和书籍历史的内部,追问书籍形式如何在漫长的使用中被确立下来。
奇肖尔德是20世纪重要的字体排印与书籍设计师,曾以《版式基础》《新式排版》等作品影响西方排印史,也在战后参与企鹅出版社的书籍版式改革。
一本书为什么会让人愿意继续读下去,另一本书又为什么显得生硬、费力?答案藏在页码的位置、字体的选择、行距的松紧、正文与空白之间的关系中。所谓书籍气质,正是在这些细部安排中被一点点建立起来的。或许这本书更深一层关心的,是阅读如何被形式塑造。
《怪美的:我与“丑陋”的战争》

[德]穆什塔里·希拉尔 著 岳子涵 译
望mountain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6-4-1
“女人不该服美役”在近年来已经成为一种熟悉的说法。《怪美的:我与“丑陋”的战争》想追问的是一个相关的问题,当我们已经知道美的标准充满暴力之后,是否真的有能力不再害怕自己不美?
作者穆什塔里·希拉尔作为一个在德国长大的阿富汗裔女孩,她从很早开始就在他人的打量,和若有似无的歧视中确认自己“很丑”。鼻子、体毛、脸型,这些身体细节并非私人的,也是种族、性别、移民身份与欧洲审美标准共同作用的结果。到了30岁,她试图通过阅读、写作和自画像重新证明自己也是美的,但她逐渐意识到,真正需要被追问的,或许不是自己能不能被纳入美的范围,而是“美”本身为何总要依靠排斥和等级来成立。
美如何成为一种社会秩序?它不只作用于女性的身体,也作用于“畸形”“劣等种族”、残障者、移民和所有不符合主流凝视的人。希拉尔转而站到“丑陋”一边,把丑陋理解为一种见证、也是一种抵抗凝视的方式。它保存着伤痕、脆弱、差异和无法被磨平的生命经验,丑陋也许不再只是失败的名字,而是一种重新夺回身体主权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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