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陈朴风

2025年已经进入倒计时。在辞旧迎新的岁末，人们总会用不同的方式回首往事。

最近，在浙江某高校任教的袁老师，将她博士论文的后记发在了朋友圈。这篇后记像一封寄往岁月深处的长信，信中藏着一个名字：袁关虎——她沉默了一生的父亲。

记者联系上了袁老师，当谈起自己的成长与求学时，她的语气平静而温和，却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父亲深深的怀念。

有些伤痛和思念，注定是一辈子的潮湿

袁关虎生于1950年，浙江绍兴人。他的人生仿佛被时代的风浪推着前行——幼年遭遇自然灾害，中学时被迫中断学业，中年赶上国企改制全员下岗，又在退休前一年确诊白血病。命运不曾厚待他，他却始终稳稳地托举着女儿的世界。

38岁重拾学业的父亲。 受访者供图

在袁老师的记忆里，父亲的话很少，爱却无声漫溢。她上大学前从未做过任何家务。父亲哪怕自己眼底出血住院，也会偷偷溜回家，给女儿洗衣做饭。女儿在家睡懒觉的时候，他走路踮着脚尖，甚至脱掉鞋子光脚走；洗衣服时，他在水龙头上挂一块毛巾，让水顺着毛巾悄无声息地流进盆里——只因女儿的卧室就在卫生间旁，他怕水流声吵醒她的懒觉。

“我们之间连挽手都没有过，”袁老师轻声说，“但他的爱全在动作里。”

这种爱从不附带条件。袁老师说她从小心浮气躁，做不了学霸，甚至经常沉迷小说和电视剧，但父亲却从不责备。他只是每天清晨坐在书桌前背书——那是他三十八岁时重拾的求学梦，通过自学考上中专，完成了被时代打断的学业。那背影成了一幅静默的画，悬挂在女儿的成长时光中。

他一生低调，甚至有些自卑。因为个子不高，他去开家长会总坐在角落，曾对女儿说：“怕别人知道我是你爸爸，笑话你。”病重时，亲友来探望，他总催促对方离开：“你们忙，不用管我。”就连对女儿，他也常说：“去忙工作、管孩子，我不重要。”

“他其实完全不需要自卑，他自己就有很多闪光点”。袁老师从小是班长，班里张贴的小红花名单，都是父亲用铅笔耐心画好格子，再用毛笔一笔一画写上去的。“他的字特别秀气，老师们看了都会夸。”她回忆道。父亲手巧，用两块铁皮折来折去就能做个实用的门吸；他也爱写，偶尔还能在报纸上发表一篇“小豆腐块”文章。

袁老师2岁时的全家福。受访者供图

2014年，父亲因白血病离世。经历了四年多化疗的痛苦，心电图变成直线的瞬间，袁老师没有哭，但之后多年，她经常莫名其妙泪流满面，不敢提起父亲，不敢看他的照片，手机相册里不小心划到也要迅速关掉。直到第五年，她才敢在朋友圈写下对他的思念；十年后，才能与人谈起他。

“有些伤痛和思念，注定是一辈子的潮湿。”她说。

被稳稳爱着的人，会有一种“具有松弛感的积极”

正是父亲这种“不需要回报的爱”，塑造了袁老师生命中最核心的状态——她称之为“具有松弛感的积极”。

“一个从小被充分爱过的孩子，不会允许自己做得太差让爱自己的人失望，也不需要铆足劲跟别人攀比证明自己。”她这样向记者解释，“因为你知道，无论你怎么样，都有人稳稳地爱着你。所以你可以从容地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路，所有努力去做的事情只是因为喜欢，而不是因为恐惧。”　

这种“松弛的积极”伴随她走过许多人生关口。2003年本科毕业，由于不喜欢读书，更喜欢做学生工作，她没有考研，而是选择进高校当辅导员。十几年艰辛的学生工作她却说“特别好玩”。但工作以后袁老师也逐渐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开始认真地做学术研究，因为觉得在高校做管理工作，不能“不学无术”。除本职工作以外，兴趣爱好广泛的袁老师还做过晚会总导演、学校公共空间的设计师，还写过阅读量超百万的网文……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袁老师可以废寝忘食，乐此不疲。“但是我不是做什么都这么积极的。”袁老师说，“我觉得没意义的事情，就会比较佛系；自己不擅长的领域，我就马上认怂。”

经常有人开玩笑地问袁老师读了博士能加工资吗？确实，已经是教授的她不需要用博士文凭证明自己，但是她常想起父亲三十多岁时重拾课本的背影。那个被时代耽误了学业却依然认真生活的男人，用最安静的方式告诉女儿：学习是一辈子的事，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

“爸爸临近四十都能重新开始，我为什么不能？”

袁老师说，她从未把读博视为一块敲门砖或者一场竞争，“我只是在做一件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她很少会焦虑，让她始终能保持一份从容的，正是这种源于爱的安全感。

希望更多人认识父亲，是因为他自身的优秀

“决定在后记里写下父亲，是我在论文即将完稿时自然而然浮现的念头。”

袁老师的朋友圈。受访者供图

袁老师觉得，那个总是把别人放在前面的父亲，内心深处应该也渴望被看见。

“三年后，他的名字会和我的论文一起留在知网。”袁老师说，“这是我能想到的，让更多人记住父亲的方式——不是作为‘某某的爸爸’，而是作为他自己，那个本身就很优秀的人。”

这个沉默了一生的男人，终于通过女儿的文字，被更多的人郑重地看见。

如今，袁老师也成了一名高三学生的母亲。面对正值青春期的儿子，她没有复制传统的“督促式教育”，而是延续了父亲的方式——用身影代替唠叨，用陪伴代替压力。

袁老师说从儿子上小学一年级起，她从来没有一次辅导过儿子作业，“我觉得学习是他自己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母子俩相处得像朋友，甚至互相叫名字，互相起绰号。偶尔拌嘴时，儿子会笑她让“博士”“教授”这些词“祛魅”了，但袁老师相信，有些东西早已无声种下。就像她当年看着父亲晨光中的背影，那种对学习最本真的敬意，对坚持最朴素的诠释，会在时光中悄然发芽。“只要我足够尊重孩子的主体性，而不是把孩子当作父母炫耀的工具。”

父亲给予的这份爱，从未因生命的终结而消失。它化作一种松弛的底气，一种温柔的坚持，从父亲到她，再到她的孩子，如同静默的流水，穿行在三代人之间。

博士论文后记里的父亲。受访者供图。

博士论文里的父亲。受访者供图

博士论文后记的最后一页，她这样写道：“愿今后的每一步，仍能忠于自我、不负热爱；不为他人目光所困，却为真实成长而歌。”

而这，或许正是那个沉默的、温柔的、用一生托举所爱之人的父亲，早已用他最安静的方式，写下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