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彦宗

近日，婚前同居认定属于家庭成员，引发争议。

该争议的背景是，11月25日是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最高检发布了相关数据，2021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涉嫌家暴类犯罪嫌疑人2800余人，起诉3400余人。五年来，有500余名家暴犯罪案件被告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同时确认，检察机关将婚前同居认定属于家庭成员，精神虐待也认定为虐待犯罪。

“同居认定为家庭成员”，是司法机关反家暴的一个普法点。网友对这一点最为关注，是因为以同居为形式的亲密关系在当代非常普遍。与此同时，在同居关系中经常出现暴力行为，有热暴力也有冷暴力，还有精神虐待的PUA。在人们印象中，很多警察处理同居关系中的暴力，似乎习惯以“情感纠纷”等理由轻纵。

最高检公开强调“同居者属于家庭成员”的原则后，一些人感到担忧而不是高兴，以为会挫伤反家暴的锐气。这种反应背后的生活经验是，很多时候，司法体系对家暴者的惩罚不够有力，常以家庭内部矛盾为由淡化施暴的严重性。质疑就出现了，要是把同居关系中的虐待行为当成家暴，对受害者的保护会不会也跟着打折扣？

从普法的角度来说，将同居者认定为家庭成员，有充分的法律基础，按照刑法、反家庭暴力法等法规精神，没有任何法理上的障碍，也讲得通。另外，在司法实践中，将同居关系认定为家庭成员，以适用虐待罪罪名，早就是成熟的做法。所以，这个原则不是新东西，只是在传播的时候，因为各种“误读”而成为了新焦点。

另外需要澄清的是，同居伴侣被认定为家庭成员，仅仅针对反家暴的司法场景，属于一种司法“给予”的身份确认，不涉及继承权、抚养义务等婚姻核心权利。那种认为婚外情中的同居关系能参与婚内财产分配的，纯属想多了。这是谈论这个认定时，需要清楚的边界感。

回到那个核心问题上，将同居者认定为家庭成员，是否会在家暴场景下放松对暴力犯罪的惩处？从法律层面，答案是否定的。反过来想，这是扩大家暴惩罚的范围，将打击家暴犯罪延伸到同居关系中。如果没有这个认定，许多同居关系中没有较重伤害后果的长期虐待行为，就不能适用虐待罪，虐待的一方就能轻松逃过法律惩罚。

还有一种担忧是，同居关系中的强烈暴力犯罪，比如故意伤害、甚至杀人强奸，会不会因为纳入家庭成员关系，被当作“家庭事务”，以家暴来“从轻处理”。实际上，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中，家庭成员间的虐待行为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等可以构成想象竞合犯，类似于叠加定罪量刑，挑选最重的量刑执行。

虐待罪量刑的最高上限只有7年，远低于故意伤害罪最高可判处死刑的量刑上限，于是就出现前述担忧。但在想象竞合犯的规定下，认为对同居伴侣施加暴力，就不会受到更重惩罚的想法，是不对的。同居关系中的肉体暴力和精神暴力，若触犯了刑法，首先构成虐待罪，这是一个兜底的保护，这会是1（虐待罪）＋X（其他罪）式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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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同居认定属于家庭成员”普法，并不代表要否认一种现实：对家暴犯罪的惩罚力度不如社会预期，前端执法环节对家暴从轻处理的陈规陋习，并未摈弃干净。那500多个被判无期徒刑以上的家暴犯罪分子，背后有多少家庭成员没了命？又有多少家庭成员本可以在第一次遭遇家暴时就能得救？

正因为反家暴的意识和力度都有待加强，此时重申“婚前同居认定属于家庭成员”，更有必要。最高检将反家暴犯罪的决心传递给更多接警的警察，至少在法律上，一线执法人员没有理由忽视家庭成员发出的求救信号，或以情感纠纷为由，将同居关系中的虐待行为降格处理。若因现实中的执法不力，来否定这一认定的必要性，那才是害苦了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