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5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会谈开始时，经过了简单的寒暄，邓小平便直接切入了正题，表达了中国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并强调两国关系需要改善，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依然有一些障碍需要克服。 舒尔茨同意，的确中美之间存在一些小摩擦。然而，邓小平毫不犹豫地反驳道，摩擦确实存在，但责任并不在中国一方。两人在技术转让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舒尔茨对于中国能否凭借自身力量掌握尖端技术表示怀疑，然而邓小平则以事实作出回应，指出中国曾经通过自主研究成功研制了原子弹和氢弹，这些领先的技术成就都是中国自己努力的结果，而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封锁政策，正是造成这一困难的根源。

邓小平接着直言不讳地告诉舒尔茨，时至今日，依然有许多中国人心中存在疑问：美国是否足够真诚，是否值得信任作为朋友？这一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舒尔茨显得有些尴尬，甚至觉得有些委屈。在随后的对话中，邓小平举了一个鲜明的例子，他提到不久前，美国司法机关曾试图公开传讯中国。邓小平明确指出，正是美国地方法院要求中国政府对“湖广铁路债券案”作出回应，这一事件也正是邓小平此番言辞的缘由。

“湖广铁路债券案”源于1911年清政府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签订的借款协议。这笔为期40年的600万英镑的借款，早在1936年就停止了利息支付，到1951年本金也没有人要求偿还。中国政府认为这笔借款属于恶意债务。1982年，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代表团代表300多名美国人向中国提起集体诉讼，要求偿还超过1亿美元的债务，并且美国法院居然接受了这一案件。更过分的是，1979年11月13日，美国地方法院竟然向中国外交部发出了传票，要求中国政府在20天内应诉。 邓小平毫不留情地表示，针对这种恶意债务，中国政府理应坚决退回传票。他进一步强调，根据国际法，主权国家享有司法豁免权，其他国家的法院没有权利对主权国家行使司法管辖权，除非该国自愿同意。而美国法院的做法，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1982年9月，美国地方法院进行“缺席审判”，宣判中国政府赔偿“湖广铁路债券案”的原告债务本息，并承担4300万美元的诉讼费用。如果中国政府不理会判决，美国法院将强制执行，扣押中国在美国的财产。邓小平愤怒地表示，转告里根政府，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对此事进行严正抗议。 舒尔茨急忙解释道，美国的司法系统是独立的，政府并没有权力干预法院判决。然而，邓小平并不买账，他反问道，如果美国真有三个政府——国会、内阁、法院，那么中国究竟应该与哪个政府打交道呢？他坚决表态，受侵犯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绝不会再容忍类似的事件发生。

面对邓小平的强硬立场，舒尔茨无言以对。在会谈的结束时，邓小平再次强调，希望通过舒尔茨此次访问，能够促进中美关系的改善。面对舒尔茨的恭敬，邓小平直接称呼他的职务，而不是名字，表明了中国对这次交流的重视。 临别时，舒尔茨表现出了几分心虚。他务实且温和，在回到美国之前，对邓小平说：“我们在一些问题上有相同的观点和兴趣，另一些问题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需要谨慎地处理这些问题。”回国后，舒尔茨在调整中美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里根政府的介入下，最终“湖广铁路债券案”被撤销，原告的诉讼也被驳回。1986年7月15日，美国联邦巡回法院裁定，原告未能成功；一年后的1987年3月9日，美国最高法院也维持了原审判决，宣告这起历时8年的诉讼案彻底结束。

而在中美关系方面，里根政府早期采用的是“双轨政策”，既保持与中国的合作，又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增加对台军售。然而，舒尔茨回国后，里根政府调整了政策，出台了“新的现实主义政策”，不仅强调中美两国的战略合作关系，还更加注重长期、稳定和建设性的关系发展。自此，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