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塔利班重新掌权以来的五年间，阿富汗的妇女和女孩们的处境似乎每况愈下。

随着政权收紧控制，女孩年满十二岁便被禁止上学，大量女性被逐出职场，还从法律上为童婚和丈夫殴打妻子铺平了道路。塔利班的统治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女性稍有不慎便会遭鞭笞，终日被“道德风尚”人员巡查盯防，男人则被迫在家中充当执法者。就连网络世界也在步步收缩——智能手机禁令和互联网限制层出不穷。

为纪念这个令人心碎的周年，《卫报》采访了十几名妇女和女孩，记录下她们的真实生活，让外界得以一窥她们的世界。

脱下制服的女兵：

“我仍然梦见自己去执勤”

帕拉斯托住在赫拉特，曾在这里当了六年兵。塔利班占领这座城市后没几天，对这些女兵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开会，命令她们交出制服。“拿走制服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失去了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东西。” 帕拉斯托说道。

她和丈夫都曾为前政府效力，塔利班多次传唤逼问他们杀过多少塔利班成员，他们接到过无数死亡威胁，“我曾梦想为这个国家做更多事，可时局不允许。我仍会梦见自己身着军装、奔赴岗位。醒来后，总要过好一会儿才能意识到，一切已成过往。”

不被允许发声的记者：

“时刻都笼罩着被人窥视的恐惧”

她是一名在阿富汗北部工作的匿名记者，时刻活在被人监视的恐惧里。那间十二平米的工作室里，咖啡是她唯一的安慰。每天清晨泡上一杯，她就边喝边用手机看阿富汗的最新消息，再打开匿名邮箱，接收编辑发来的指令。

塔利班曾两次上门搜查她的工作室，从那以后，她对敲门声特别敏感。每次一听到敲门声，她就慌忙把存有敏感内容的笔记本电脑藏到床垫下面。上周，她去城郊采访一位遭受家暴的残疾妇女。为了去那里，她换乘了两趟出租车。在管控严格的地方，她穿着罩袍，没有男性监护人陪同，只能焦虑地穿过尘土飞扬的小巷。那间屋子又破又暗，面对从未见过的受访者，她一直绷紧神经。回来后，她决定暂不刊登这篇稿件，生怕塔利班通过监控探头找到她和那位受访者。

邻居们的面包师：

“希望女儿们能过上更舒适的生活”

每天，当大多数人还在酣睡，法蒂玛和妹妹玛尔齐亚凌晨四点就醒了。她们点燃烤炉，一天就这样开始。

来自各个街道的妇女们带着头天晚上揉好的面团来找她们，请她们帮忙烤。在这艰难的五年里，这份活儿是他们家唯一稳定的收入来源。

长期被火炙烤，法蒂玛的眉毛和睫毛都掉光了，眼睛火辣辣地疼。夜里膝盖痛，手上的烫伤早已麻木。活儿本身不坏，可她从未想过让自己的女儿也过这样辛苦的日子，做这样重的活，“阿富汗妇女和女孩的日子从来不容易——塔利班来了之后，更是把人拖进了地狱。”

12岁的网络博主：

“亲戚说这会毁掉家族的荣誉”

阿瓦·尼基亚尔12岁，正在准备六年级考试。她的姐姐们都被迫辍学了，她知道，姐姐们的命运很快也会落到她头上。

每天放学后，她都直接去自己房间录博客。她聊生活，读诗，讲那些多年与书本绝缘的女孩，讲那些被剥夺了正常生活的女性。她妈妈用手机帮她录制。“我收到很多女孩发来的鼓励，她们感同身受。但每次我发视频，亲戚们就会上门，围着我父亲喋喋不休地数落我。他们说：‘你女儿会毁掉家族的荣誉和尊严。她为什么写博客？为什么公开反对塔利班？’”

小儿麻痹症幸存者成为裁缝大师：

“手艺让人们不会用怜悯的眼光看待我”

胡拉·奥马尔在二十五年前，十岁的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她的家里穷，住在战乱不断的偏远村子，根本没钱看病或打疫苗。如今膝盖弯曲，走路困难，身体和身高发育也异于常人。

为了逃避身心的苦楚她会拿起针线和塑料碎布给娃娃做衣服。渐渐地，母亲对她有了信心，让我亲手为她缝了一条连衣裙。她微微一笑，那便是对奥马尔的认可，“我还记得我缝的第一件像样的衣服——一件白棉衬衫和裤子，是给父亲做的。他高兴坏了，说：‘好样的，我的女儿！’”

奥马尔能看一眼任何东西，就能复制它的样式并缝制出来。有时候订单多，也可以贴补家用。

有抱负的小说家：

“也许有一天，会有人读到这些文字“

玛赫塔布，二十三岁，来自巴尔赫省，正在写一部小说。

每天清晨，城市还没完全醒来，她就坐到窗前。眼前的街只是一条普通的街，但在她眼里，它挤满了人，每个人都带着一段未被写下的故事。她开始是自学写作，现在也上在线课程。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出现在屏幕上，每次看到她们的脸，玛赫塔布都觉得这多么了不起——在这个学习之路越缩越窄的地方，仍有人没有放弃。有时网络断线，有时停电，但课还是照上不误。

“对我来说，写作不只是堆砌文字——它是保存正在消逝之物的一种方式：梦想、记忆，以及那些仍怀抱希望的人的声音。我或许无法改变这座城市加给我的痛苦，但我可以记住它、写下它，不让它湮没在寂静里。”

清洁工与制砖工：

“可我别无选择”

莱尔玛的丈夫原本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但2021年他出了车祸，伤后站不起来，也干不了活。从那时起，养家的担子就落到了莱尔玛肩上。

莱尔玛是四个孩子的母亲，每天日出前她就起床，做完晨礼开始忙家务。为孩子和丈夫准备早饭，送孩子上学。然后，她去打工的酒店做服务员和清洁工，从早上六点半一直干到晚上八九点。

“我辛辛苦苦干一天，只能挣两百阿富汗尼（约18元人民币）。这点钱根本不够开销，可我别无选择，孩子们的希望都托在我这双疲惫的手上。我对自己说：我没机会念书，只能当清洁工；让他们去学吧，接受教育吧。”

女子学校教师：

“上学的女孩们心里装着美好的梦想”

塞迪卡的一天从凌晨四点开始。起床后做晨礼、念《古兰经》，直到天亮。她在村里的女子学校教书已经十八年了，她以前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塞迪卡和许多女孩聚在这所学校，那时只有一顶帐篷。没有专业老师，没有校舍，帐篷冬冷夏热，苦不堪言——可她们仍满怀热情地聚在那顶帐篷下，渴望学习。

如今，学校有了校舍，教室里有了桌椅。可女孩们只能读到六年级，她们的校服被厚重的黑色祈祷袍取代。

“每天放学时都能听到这些小女孩的欢声笑语。第一次上学的女孩们快乐、充满活力，心里装着美好的梦想。和她们在一起，我无比幸福。”

被困住的女学生：

“正在失去希望”

24岁的莱玛有时白天照镜子，看见自己的肤色和头发，会沉默不语。她发现自己这几年变了很多。脸色苍白无力，仿佛在消逝；眼下的黑眼圈吓人。

塔利班宣布关闭大学那天，她正在楠格哈尔省一所私立大学读计算机科学。当时她在宿舍做课程项目，晚上九点下课，在手机上看到了消息。

“大学关掉后，我陷入绝望。父亲一直支持我们上学，他安慰我说别担心，他会想尽办法让我继续念书。他最后决定离开阿富汗，去巴基斯坦或土耳其，好让我能继续学业。可因为我弟弟有残疾，瘫痪在床，我们走不了。” 莱玛说道：“如今，生活已经变得每一天都不再寻常。脑子里塞满了各种念头和忧虑，有时候连做饭都会不知不觉流下泪来。”

假肢技师：

“帮女性重新行走”

娜扎宁每天的工作离不开石膏、模具、塑料假肢、剪刀、螺丝、橡胶、胶水和各种工具。四十二岁的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过去二十一年，她一直在医院做技术员，为身体残疾的妇女和儿童制作矫形辅助器具、石膏模型和塑料假肢。

她每天早上以祷告开始，然后叫醒两个儿子，他们六点去上课。小女儿上二年级，娜扎宁用人力车送她上学。大女儿十三岁了，不能再上学了。

“现在，她一个人待在家里。所有家务都落在她身上，还要给父亲和弟妹做饭。她已经在家两年了，这让我心如刀绞。没有人真正懂一位母亲的恐惧。每次我关上家门，都觉得自己的灵魂留在了另一边，陪在女儿身边。”

娜扎宁一边干活一边想着女儿，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家务能做多久？电视能看多久？她担心女儿会伤害自己，担心她会失去希望。“然后我告诉自己，还有那么多女性需要我——她们梦想着能自己走路，能自己料理日常。”

梦想成为外科医生的牙科助理：

“这不是我曾憧憬的未来”

玛瓦曾经梦想当一名脑外科医生。在女性被禁止上大学之后，她发现了牙科修复的在线课程。如今，她在父亲一位朋友开的小诊所里当牙科助理。

到诊所后，她努力压下恐惧，专心工作。塔利班官员和士兵会来看病。有一次，一个指挥官来拔牙，问医生麻醉针的事。旁边的士兵笑着说：“医生，别给指挥官打麻药。我们的指挥官流过那么多血——让他从牙缝里也流点吧。”

“听到这话，我不由得想，这个人究竟参与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让多少家庭支离破碎，又有多少妇女儿童因他受苦。我时刻担心他会突然发作杀人。” 玛瓦说道，“每次他们来，我都担心他们会关门或找麻烦。所以他们一来，我就躲起来，不让他们看见我。”

担心学生被嫁出去的老师：

“最让我痛苦的是看到我的学生六年级毕业”

人们常说周一充满干劲和活力，可自从阿富汗落入塔利班之手、法塔娜的学业被迫中断以来，她就失去了生活的动力。从早到晚，从白天到黑夜，每一天都一个样：黑暗而沉重。

法塔娜在一所私立学校教了将近两年书，除了教学，她也努力鼓励学生，告诉她们，想要成功，往往要比男生付出几倍的努力。

“我有个学生去年失去了父亲，他因癌症去世，家里经济一下子拮据起来。有时，我忍不住担心她的未来。我怕贫困和家庭压力会逼她早早嫁人——这种命运至今仍笼罩着许多女孩。” 法塔娜说道，“在学校，最让我难受的是看到我的学生们六年级毕业。她们在最后几天里那悲伤绝望的神情，我受不了。每当想起那些女孩，想到她们如今的生活，我的心就隐隐作痛。”

这篇稿件以十多个个体的真实境遇，拼凑出塔利班统治下阿富汗女性的集体肖像。她们的清晨从点燃烤炉或藏起电脑开始，以仰望月亮或默念祈祷结束——而更多沉默的面孔，隐藏在那些未被讲述的故事里。

五年过去，禁令层层加码，监控步步紧逼，课堂与职场的大门逐一关闭。但正如那位十二岁博主所说：“请倾听我们的声音，在我们寂静房间里被埋葬的梦想填满之前。”那些被藏起的笔记本电脑、被紧抱在胸前的书本、被反复穿针引线的布料，以及窗后凝视街巷的目光——所有的记录与言说，本身就是一种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