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彦宗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建议废止劳务派遣制度，由用工单位和劳动者直接签订劳动合同，有助于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和个人发展，减少劳动纠纷。如企业确实有临时用工需求，可通过劳务外包等渠道解决。

这一建议引发热议，评论区基本都是喝彩声，很多网友认为，周委员说出了他们的心声，是他们的“嘴替”。也有人认为难实现，很多用工单位正是不想和劳动者签合同，才使用劳务派遣的，它们哪来的动力直接签？用劳务外包替代劳务派遣，两者会不会是换汤不换药？

资料图，图文无关

首先得承认，周世虹的建议有很强的问题意识，甚至是针砭时弊，看到了用工市场的沉疴。但从现实看，建议要消除的社会现象很沉重，很难一下子废除。

劳务派遣本来是改开产物，最初只是给外国驻华机构提供用工服务，范围很小，是特定场景里的小众用工方式。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推进，下岗职工需要就业，劳务派遣就成了衔接就业的一个口子，越开越大。2008年《劳动合同法》施行，劳务派遣合法化，可逐渐地它渗透到工厂、服务业甚至机关事业单位。

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是劳务派遣的三个特性。可实际上，在很多单位，劳务派遣工干着和正式员工一样的活，加班加点不比别人少，薪资待遇和社保福利却差一大截。劳务派遣制度事实上击穿了同工同酬的这个底线。周世虹委员的建议之所以引发广泛共情，同工不同酬是个激发点，可奈之若何？

很多劳务派遣工心里都清楚，他们与正式工的差别很大，你要说他们有没有怨气，那肯定是有；可你要说指望他们起来抗拒劳务派遣制度，那肯定不现实。劳务派遣工与用工单位没关系，他们是一群一开始就被设计为规避法律责任的劳动者，是工具人，可替代性极大，哪个有勇气挑战这个肯定不公平的“饭碗”？

劳务派遣制度深度捆绑行业与单位，渗透在社会及行政运行的深层，已经二三十年了，要想一下子废除它，难度可想而知。没了劳务派遣工，与用人单位全签订正式合同，企业用工成本必定要上升。想一想，要是一夜之间快递外卖员都“转正”，人们还能享受廉价便捷的快递外卖服务吗？

在服装加工厂、外卖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数以万计的劳务派遣工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这类用工的灵活性、低成本，一定程度上能够转化为竞争优势，促进产业的繁荣。要将之连根拔除，除非有重塑产业格局的决心，并有足够的承受力接受制度废止带来的代价。更何况，那些在理论上要执行周世虹建议的部门单位，同样也从扭曲的劳务派遣制度中获益，要改弦更张非得伤筋动骨不可。

劳务派遣制度周边已经形成固定的利益群体，就连整个社会都从千千万万个劳务派遣工的辛苦中获益，建立起盛大的经济图景。周世虹委员的建议要让用工回到正轨，却也要直面这么多深厚的，还不全是私利的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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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现实阻力没那么大，要不要直接废除劳务派遣制度，也值得商榷。毕竟，一些企业和单位把“劳务派遣”玩坏了，把它当作规避法律责任、压榨劳动力的工具，不是因为这一制度本身有什么原罪。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企业劳务派遣员工占比不能超过10%；劳务派遣仅能用于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且必须与正式工同工同酬。但因为罚款金额远低于收益、监管执行存在漏洞，企业违规成为普通现象。

理论上，只要完善监管，劳务派遣的用人成本被迫提高，一样能达到规范用工、保障劳动者权益的目的。考虑到劳务派遣并不是一无是处，在灵活用工和就业托底方面，有着明显优势，与其讨论要不要废除，不如讨论，如何在保留该制度的同时，确保岗位限制、同工同酬等被严格执行，不让法律沦为一纸空文。

不管废除是不是最优解，周世虹委员的建议，算是轻轻地问了一句“存在很久就合理吗？”假如总是畏难，那用工制度的法外之地就会积重难返，怎么让周委员的铿锵直言击碎现实，避免停留在“看起来很美”的阶段，靠久久为功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