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善磊

我家的阳台，不足6平方米，三面贴着墙，一面是窗玻璃围着半人高的栏杆。它小得仅够放下两张藤椅，却又大得能装下整个冬天的太阳。

夏日里，我是很少眷顾它的。那时节的太阳脾气暴烈，将它的金鞭胡乱挥下，抽在水泥地上，能溅起一片白花花、灼人的光。栏杆晒得烫手，空气黏稠得仿佛凝固的蜜糖，吸进去的都是火。

冬天一到，情形便全不同了。仿佛一位严苛的熟人，忽然卸下了冷硬的甲胄，露出温存的内里来。太阳不再暴躁，成了慷慨又和蔼的施予者。它的光，是筛过了的，滤掉了所有的毒与辣，只剩下纯粹的、金子般的暖意。那光从东南方斜斜地铺过来，不快不慢，恰好在上午九十点钟的光景，将我这小小的阳台，满满地、均匀地拥抱住。

这时节，阳台才真正活了过来，成了我的“暖巢”。我搬一张矮凳，靠着那面暖烘烘的墙壁坐下，不一会儿，背上就像贴着一个持续散发热量的汤婆子，熨帖得每一个毛孔都舒展开来。阳光照在脸上，不是刺目的亮，而是一种毛茸茸的、带着痒意的触感，让你不由得要眯起眼，像一只慵懒的猫。那暖意是透骨的，却又不逼人；它慢悠悠地渗进你的衣服纤维、你的肌肤，甚至你的骨头缝里，将蜷缩了一夜的寒气，一丝丝地驱赶出来。

阳台的生机，有一大半是那些花草点缀出来的。它们大抵算不得名贵，都是些寻常人家好养易种的品种。一盆水仙，是必须有的。几头蒜瓣似的球茎，剥去了褐色的外皮，露出象牙白的内里，被几颗雨花石拥着，养在青瓷的浅盆里。起初只是静默地吸水，吐着些嫩黄的芽尖，一副怯生生的模样。某一天清晨，推开玻璃门，一股清冽的、不容置疑的甜香便猛地撞了你满怀。再看，那碧玉似的叶丛间，已擎出了几枝婷婷的花茎，顶上开出六瓣的白花，冰肌玉骨，清雅得不像人间物。这香气，是年节的前奏，是冬日肃杀空气里一阕灵动的词。

另一角，是一株忍冬，也叫金银花。夏日里也曾开得轰轰烈烈，一蓬蓬、一簇簇，热闹得紧。如今叶子落尽了，只剩下虬曲的铁灰色的藤蔓，紧紧地攀在栏杆上，像一幅淡墨写就的枯笔山水。我原以为它已睡去，可凑近了细看，在那看似僵硬的节点处，竟已鼓起了一个个米粒大小毛茸茸的褐色芽苞。那里面，裹着一个关于春风和繁花的梦，密不示人。这枯与荣的对照，死与生的交叠，在这方寸之地上，竟演绎得如此惊心动魄，又如此自然而然。

冬至已过，年节渐近。阳台上的颜色愈发热闹起来。一盆金桔是必不可少的，橙红的小果子，密匝匝地压弯了绿枝。还有仙客来，反卷的花瓣红得那样正，仿佛将所有的热情都攒在这一季喷发。它们挤挤挨挨地放在一起，不说话，却自有一种暖烘烘的喜气，将“年”这个抽象的概念，变得具体而可视、可闻、可感。

然而这阳台最妙处，还不全在于收纳阳光与花草。它更是一个向外眺望的“巢口”。我不大愿意称它为“窗口”，窗口总暗示着一种隔阂，一层玻璃的冰冷。我看向的玻璃窗外，是人间的市声与风景。对面的楼宇，一扇扇或明或暗的窗，像无数只眼睛。有时能看见某扇窗后，一个模糊的身影在浇花，或是一个孩子趴在窗台，呆呆地望着天空。楼下是一条不宽不窄的街，平日里车来车往，到了傍晚，卖烤红薯的炉子推出来，那甜暖的焦香，竟能袅袅地飘上这高楼，勾人肚里的馋虫。远处，城市的轮廓线在冬日的晴空下格外清晰，几幢高楼的玻璃幕墙，将阳光反射成一片跳跃而炫目的光海。

我便常常这样，身子留在阳光的暖巢里，目光却已飞向窗外，逍遥地游历。看云朵以极慢的速度，从天边的一角，踱向另一角；看一群鸽子带着清亮的哨音，划着优美的弧线掠过楼顶；看日影怎样一点点地拉长，从阳台的东头不舍地挪到西头，最后，只剩下一道狭窄的金红的边，留恋地吻着墙角。这眺望，是无目的的，心也是散漫的。这片刻的抽离与宁静，是这暖巢赐予我的礼物。在这主动的“张望”与“安顿”间，有限的三维空间，便向着无限的心域延展开去。

想起古人的阳台，似乎总与悲愁相连。宋玉《高唐赋》里，那“朝朝暮暮，阳台之下”的，是神女缥缈的梦，带着蚀骨的相思与哀怨。后世诗词里的“倚危栏”，更是望断天涯，愁绪满腹。我的阳台，却毫无这般沉重的愁思。它太小，太具体，太烟火气了，盛不下那些浩渺的悲欢。它只盛阳光，盛花草，盛一些琐碎而真实的喜悦，盛一个普通人在生活的边界上，精心为自己孵养的一片春光与从容。

太阳终于彻底滑下去了，天际留下一抹淡淡的、冻僵了的胭脂红。寒气重新从四面八方聚拢来，像无声的潮水，漫过栏杆。我站起身，捶了捶有些发麻的腿，将那些怕冷的花草，一盆盆搬回客厅。那盆水仙的香气，却执拗地附着在我的衣襟上，跟着我进了屋。

关上玻璃门，将渐浓的夜色与寒气挡在外面。回望那已隐入昏暗的阳台，它静静地悬在那里，像一个被收回的、温暖的巢。我知道，明天，只要太阳照常升起，我那小小的、由目光与心意共同搭建的暖巢，便又会准时地，向我敞开它金色的怀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