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言咏

12月14日，宁波市卫健委通报了女婴术后离世事件的调查情况。这名被称为“小洛熙”的早产女婴，在5个月大时于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接受心脏手术后不幸离世。调查组认为，医疗团队在手术风险评估、操作过程、术中与家属沟通及术后监护处置方面均存在缺陷，具体医疗过错及责任程度有待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完成后明确。

通报发布后，家属和公众的质疑焦点集中于手术间的监控配置。据通报，患儿所在手术间配备两个监控摄像头：一个专用于监控麻醉车，配有存储介质，具备回放功能；另一个为广角全景摄像头，未配置存储介质，无法回放。通报称，该区域监控配置符合规定。然而，自12月15日起，大量网友涌入该全景摄像头生产商“海康威视”的直播间，通过质问与声讨表达不满。

公众的愤怒，源于对“小洛熙”不幸夭折的心痛，以及对其父母的深切共情。母亲怀抱幼女悲恸的画面令人动容。唯有通过公正、专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厘清责任并予以问责，方能告慰逝去的幼小生命及其家庭。

然而，公众对手术间监控配置的质疑，本身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当医疗纠纷发生时，期望通过回放录像还原真相是人之常情，但必须审慎考量：手术间是涉及患者最私密身体与医疗信息的敏感空间，若管理不当，全程录像将带来巨大的隐私泄露风险。更进一步说，即便有录像，它也很难成为裁判医疗纠纷的“黑匣子”。手术过程中有很多精细操作和临场判断，这远非全景录像的宏观视角所能捕捉。相比之下，一份详尽、规范的手术记录，在厘清责任时可能具有更高的专业与法律价值。

公众执着于一段监控录像，折射出的是深层的社会信任焦虑。当信任的基石出现裂痕，人们便倾向于寻求绝对客观的“技术之眼”来充当裁判，而过往的一些负面案例也强化了“监控缺失必有猫腻”的思维惯性。

“小洛熙事件”反映出的这种路径依赖并非孤例。在我们的生活中，摄像头的覆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密度扩展。为保障孩子安全，幼儿园普遍安装监控；为震慑犯罪，大街小巷“天网”密布；为提升管理效率，办公室里或许也有监控。我们似乎正步入一个依赖无死角的技术监视来填补信任鸿沟的时代。

当然，不可否认监控技术的确扮演着不可替代的“第三方监督”的角色，在许多关键事件中成为揭示真相、守护公正的重要工具，在保护弱势群体方面尤其价值显著。比如在幼儿园和、养老院等环境中，由于幼儿和部分长者可能难以清晰、完整地陈述自身遭遇，监控记录便成为还原事实、识别不当行为（例如虐待、疏忽照顾等）的关键证据，也能有效震慑潜在的违规行为。

然而，技术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对监控的应用，不能因路径依赖而滑向滥用，也不能在“公正透明”的名义下罔顾基本边界。监控的应用，必须基于坚实的伦理与法律框架，尤其应遵循目的正当、手段必要、最小侵害等核心原则，并切实保障公民知情权和隐私权。近日，深圳一商场为控烟在厕所安装“吸烟即变透明”的玻璃，因过度侵犯隐私而引发广泛争议。这警示我们：即便初衷良好，一旦越过了边界，技术也很容易从守护者异化为侵犯者。

我们最终还需达成一个共识：修复社会信任的基石，不能仅靠监控技术。一方面，技术本身存在局限。事件的复杂性和多视角，往往不是一段监控视频能完全呈现的，“有视频”未必等同于“有真相”。另一方面，监控或许能震慑某些不当行为，但它难以激发人们内心的良善和主观能动性。持续的监控可能还会带来无形的心理压力。例如，在幼儿园场景中，老师若长期感觉“被凝视”，可能会影响其工作的自然发挥和情感投入。监控在某种程度上预设了不信任的前提，不利于润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共建社会信任，还是要着眼于更根本的层面，要回归到对内部控制规律的基本遵循，通过制度建设实现对善的激励、对恶的惩戒以及对权力的有效制衡。另外，当公共事件发生时，含糊其辞的通报只会加剧猜疑，而坦诚、及时、详尽的真相披露，以及基于尊重和共情的有效沟通，才是消弭隔阂、培育信任的关键。最终我们还要追求的，不是在监控凝视下的被迫服从，而是在职业伦理和内生道德激发下的人心向善。监控可以作为一种辅助工具，但信任的根基，还是要深植于润滑的人际关系和健康的公共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