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嘉兴日报）

转自：嘉兴日报

■姚之忆

台风天，窗外风雨一阵一阵的。我躺在床上，头歪向一侧，看窗帘被风顶起来，鼓成一个圆乎乎的包，又倏地塌回去。发烧三天，哪儿也去不了，就那么躺着，听雨打在防盗窗上、空调外机上、灌木丛上、小轿车顶棚上，声音叠着声音，什么也分辨不出来。

又一阵风从窗缝挤进来，窗帘猛地鼓满了。鼓到最大的那一瞬，我突然觉得——不对，不是我在看窗帘，像是它包裹着我，去往一个新地方。伴着耳畔风雨的白噪音，我闭了一下眼，再睁开——

瓷砖地。一块块规则有序、泛着潮气的方块瓷砖地。消毒水的气味还没散去，仿佛能渗透到瓷砖下，每当有人走过，就飘散出一些。我扶着粗糙红褐色的旧木栏杆，走上二楼，用力推开比自己厚重得多的玻璃门。我最害怕的地方就在里面——输液厅。还未进入，我都先习惯贴大脸在这里，少不了一顿骂，但透过斑驳的毛玻璃门可以看见比我大的乖坐在椅子上，抬头看电视里的动画片；比我小的被安静抱在怀里，眼睛半睁半闭的。我无法判断片刻后的我是属于哪一种，只能老老实实跟在大人身后，攥紧衣角，好似这样可以让时间的指针再慢点走。我害怕身后门轴“嘎吱——”一声拖长，又“哐当”一下无情地关上，因为这又意味着一个“倒霉小孩”要打针挂水了。这种可怕好像回荡在整个走廊，从输液台隔着门都能传到楼梯外。

这是到哪去了？原来是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禾兴南路上老第一医院。每次发烧，脑海中总浮现出从前的光景。不大的院门口永远是呈拥挤状态，三轮车叮当作响靠边停，非机动车棚里的自行车和电动车挤进挤出。我熟悉里面的路线，在几幢楼间穿梭着，外墙看起来灰白色的，南楼的急诊楼是那种老式蓝玻璃和深棕色玻璃，总把外面的天衬得又冷又静。

护士高声呼喊着我的名字，我被不情愿地按在了输液台前，两瓶挂着彩色塑料绳的玻璃瓶被熟练地高高挂起，相互碰撞着发出清脆声。我开始挣，她皱着眉，用力拽着我的手背，抽紧，消毒，拔帽，插针，调速，我终究是挑选了那个宽宽厚厚的纸药盒，拉上几条胶带，并得到了三个最喜欢颜色的小贴纸。哭着哭着，眼泪也流不出来了，接下去几个小时要与两瓶盐水和漫长荒芜的时间做抗争。

我不哭了，就仰头看天花板。天花板上什么都有——两盏日光灯管嗡嗡响，刺啦刺啦，闪坏一个；盐水瓶和铁架钩子轻微擦碰，一滴一滴数着输液管里的药液；五花八门的气球朝我眨巴着眼睛，圈圈缠绕的细绳随风摆动。我也想要这样的气球，有一次被实习护士连扎两针都没进，母亲只好安抚哭闹不止的我，买了个卡通气球，我攥着绳子坐在那绿色小木板凳上，也不知道怎么一松手，气球就在我目光里飘上了天花板。我盯着它看了很久，又难过了很久，心里暗暗发誓挂好盐水要再买一个一模一样的。后来母亲又买了一个一样的，这回我攥得死紧，可没过多久手臂就酸了，那根细细的塑料绳勒着我。坐在电动车后座，风拼命扯着它往后飞，我不松不舒服，松了又舍不得，咬咬牙终于带回了家。

然后窗帘慢慢落下来了。落到底的时候，我才发觉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雨还在下，没变过。手上没有针管，没有气球，只有手机滑在被子上；头顶空空荡荡，只有一面白墙和未亮起的大灯，分明只是出了一身汗。

风又来了。窗帘第二次鼓起来。我盯着它，心跳有点快。它鼓到最满的时候，我故意不眨眼——果然，又回去了。

确实，那碗馄饨有时候比气球更管用。挣扎，哭闹，睡觉，饥饿——熟悉的流程配着一碗熟悉的馄饨或许更合适。一发烧，我总是昏昏沉沉的，胃口极差，家里煮的馄饨一口都吃不下，反倒是挂着盐水吃一碗医院外转角小店的馄饨，都觉得格外香：淡淡的酱油汤底，软烂的小馄饨皮，飘着的紫菜小团，我不用蘸醋都能吃个精光。

那个人总盯着我看，我怎么觉得她很熟悉，我们擦身而过。她手里还攥着刚买的馄饨小票，我认出她来了，正急着往输液厅赶。

窗帘又落了。二十多年就那么薄薄一层布。风一阵一阵的，我不停地来回走动着。后来风小了些，窗帘只微微地动。

从前的光和现在的光叠在一起，半明半昧的，我分不清哪一边更真实，都那么近。一伸手，好像就能摸到那块凉凉的蓝玻璃，抓住那个气球，喝到那碗馄饨汤。再一伸手，又什么都没有，模糊混沌里，有些东西反而清晰了——那些小时候以为天大的事，如今隔着一层窗帘再回首，全然是被人好好爱着的证据。

风忽大忽小，雨还下着。我翻了个身，把自己捂得更严实了，当自己做了一个白日梦。这回闭上眼睛，什么都不想，好好休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