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住在上海市静安区

一间不足10平米小屋中的男子

是今年已经70多岁的张工亮（化名）

他虽是上海本地人

但他却说在这里生活极其不便利

“上海地铁我都没坐过”

5月14日，CCTV1《今日说法》栏目播出的《恢复身份的判决》，讲述了由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撤销宣告死亡案件。

离家十七载“被宣告死亡”

张工亮是上海本地人，幼年随父母从上海到安徽凤阳插队落户，上世纪80年代初回到上海买房落户。

在安徽生活时，张工亮结识了妻子刘固芬（化名），1992年，两人结婚，次年女儿出生。几年后，两人因家庭琐事争吵不断，感情日渐疏远。

又过了几年，张工亮父母离世，加上和妻子刘固芬关系日趋紧张，张工亮逐渐萌生逃离这个家的念头。2001年8月，他以外出打工的由头离开家，自此再也没有回来。

此后张工亮辗转多省靠打零工为生，从未与家人取得联系。

2012年，因张工亮失踪已满11年，且当时上海户籍迁入政策要求配偶本人签字，刘固芬的落户手续及女儿的抚养问题均面临现实阻碍，遂向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张工亮死亡。

法院依法履行一年公告期后，于2013年6月判决宣告张工亮死亡，公安机关据此注销了其户籍。

2018年，在外漂泊17年的张工亮回到上海更换二代身份证，却被告知自己早在2013年就已被法院宣告死亡，户口也已被公安机关注销。

没有合法身份的日子里，张工亮的基本生活处处受限：日常出行无法乘坐公共交通、生病就医无法享受医保、租住房屋无法办理备案，只能蜗居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出租屋艰难维生。

妻子拒绝出面作证

撤销宣告死亡困难重重

2018年6月，张工亮来到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却遭遇了多重举证困境。申请撤销宣告死亡的判决，需要亲友证人证言以及公安机关、居委会等单位出具的书面证明。

一代身份证信息陈旧模糊无法核验、原住所已拆迁导致居委会无法出具居住证明，由于父母双亡无法通过DNA比对确认身份。

法官联系刘固芬，尝试与对方沟通，但刘固芬因多年积怨明确拒绝配合作证，不愿意帮助张工亮恢复身份。

除了情感原因，张工亮猜测，妻子拒绝帮助他恢复身份还有另一个原因。当年张工亮购买的房产已经拆迁，妻女分到了拆迁房和拆迁款，她们可能会担心自己恢复身份后会来分财产。

张工亮表示，这些钱自己一分不要。

根据法律规定，撤销死亡宣告需要提供亲属证言、基层组织证明等材料佐证身份，核心证据的缺失让张工亮始终处于“法律上不存在”的状态。因无法提供有效证明，张工亮无奈撤回申请。

法官跨越400多公里取证

自2018年撤回申请后，张工亮一边打听妻子儿女的下落，一边艰难维持生计。因没有户口和身份证，生活处处不便。

几年后，张工亮找到刘固芬和女儿的下落，但对方仍不愿证明其身份。

随着年龄增长，张工亮的健康状况逐渐下滑，没有医保的他连基本的就医需求都无法保障，2025年9月，他向静安区人民法院提交撤销死亡宣告的申请。

承办法官白云翻阅案卷后发现，该案的核心矛盾在于近亲属拒证、直接证据缺失，按照常规流程完全无法推进。她仔细梳理张工亮的人生轨迹，发现其早年在安徽省凤阳县某村插队落户20余年的经历或许能成为关键突破口。

白云认为，乡土社会的集体记忆具有高度稳定性，既然上海本地无法取证，张工亮插队时期的基层组织和同乡村民或许能提供有效证明，于是她第一时间联系了安徽省凤阳县当地村委会。

2025年9月16日，白云法官一行驱车400余公里赶赴当地，在村支书带领下确认了张工亮一家曾经居住的老宅遗址，逐一走访高龄村民。经调查，该村三分之二以上的老人都对张工亮及其父母有清晰记忆，愿意为其身份作证。随后，白云在村内空地就地设立巡回法庭，依法适用特别程序公开审理此案。

经事实核查、证据质证，法院当庭宣判撤销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2013年宣告张工亮死亡的判决。拿到判决书的张老伯几度哽咽，十余年的“死亡”身份终于画上了句号。

判决生效后，白云陪同张工亮到上海市静安区属地派出所顺利办理了新的户口本和临时身份证。如今，张工亮已经办好了属于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顺利申请了社保和医保，正在重新适应作为普通公民的正常生活。

不打扰妻女

老伯仍选择一个人生活

恢复了身份的张工亮明显松弛了许多，他向法官表示感谢，但重新办理身份只是他回归正常生活第一步，宣告死亡被撤销后，他重新面临的法律事实，意味着他原本丧失的各项民事权利都将随之恢复。

法官跟他释明了，如果配偶没有再婚，那婚姻关系就自动恢复，包括他的财产权，曾经的房产动迁，他也有权利要求返还。

张工亮表示，他愿意主动放弃这些财产，这么多年来，他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不去打扰她们母女的生活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张工亮称，将找个合适的机会去法院起诉离婚，之后继续一个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