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人身攻击，不如认真探讨一下此次舆情背后涉及灵活就业的真问题。

▲张丹丹教授采访视频截图。

文| 王明远

“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灵活性本身就是一种福利。他们不像我们朝九晚五固定上班，虽然我们的工作有五险一金等保障，但那是用时间与自由换来的”……

在一档谈及灵活就业群体的网络谈话节目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张丹丹此言一出，便引发了巨大的舆论争议，至今余波未了。

张丹丹近几年一直关注基层民生问题，是最早研究青年就业问题的学者之一，三四年前她对青年失业率的很多预警性研究，就曾引起广泛关注；她长期关注农民工和零工问题，提倡为农民工增加工资和福利。

就在今年6月25日的达沃斯论坛上，张丹丹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公开为外卖小哥等零工群体呼吁，建议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从而使得零工群体能在收入不变甚至微涨的情况下，减少工作时长，享受到更好的社会福利。

更早之前的3月16日，张丹丹做客凤凰卫视时，也针对超过1.3亿灵活就业者游离于职工社保体系之外的现实，提出改革现行社保制度，打破地域分割局面，让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获得身份认同与社会兜底。

可以说，张丹丹是一个既有很专业的素养，又十分关心社会问题、有底层关怀的大学教授。

结合曾经的言论，再来看她这次发言，对比之下，的确有些违和。这番言论无论听众情绪感受，还是从学理上，都有可商榷之处，但据此说她“不食肉糜”“非蠢即坏”，进行一边倒的口诛笔伐甚至人身攻击，也明显有些上纲上线了。

专家、学者公开发言当谨慎，但放任舆论情绪化、尖锐化、对立化，对专业人士客观独立的分析研究也不友好，如果因此导致专家、学者不愿再做公开发言，最终受损的依然是我们社会的公共利益。

因此，与其用人身攻击方式对待张丹丹的此番发言，不如认真探讨一下此次舆情背后涉及的灵活就业问题。

▲一名外卖骑手佩戴好安全头盔，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图/新华社

争议背后折射的是如何看“灵活就业”

事实上，舆论对张丹丹观点的批评，背后折射的是社会如何看“灵活就业”——到底只是一个新的就业形态，还是像张丹丹或一些经济学家说的是一种“福利”？

一方面要看到，一些人确实是“被动型”灵活就业。尤其是那些受了很好教育的年轻人，暂时没有合适的工作岗位，可能也会选择这种灵活就业形式来获得基本生活支出。对被动的、缺乏选择空间的灵活就业，无论如何是不能为其赋予正面意义的。

另一方面，灵活就业规模的扩大，客观上也为失业率指标的统计口径带来了一定的弹性空间。

这可能就是社会公众对“灵活就业”抱有刻板印象的原因。但是，如果放在全球就业趋势和我国整体灵活就业情况现实背景下来看，灵活就业某种程度上被“污名化”了。

实际上，全球就业都在灵活化。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人类需求的结构性变化，传统的工作和工作场所密切绑定的状态在松弛，全球灵活就业占比普遍在迅速提高。

比如美国，2025年劳动力人口约1.62亿，灵活就业人员约6400万，占总就业的39%。2022年底，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日本雇佣者总人数5977万，灵活就业即“非正社员”的人数2067万，占总就业人数的36%左右。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灵活就业，现在发达国家普遍推出数字游牧民签证（Digital Nomad Visa），也都是为了吸引灵活就业年轻人，前来旅居消费的。

我们要承认现代技术下的就业灵活化本质是一场进步，是人类自由的一场延伸，有助于弱化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大规模的灵活就业、零工经济早就存在，今后也将长期存在，而不是最近几年才突然冒出来的。

由于人口众多，我国其实长期处于高质量就业供给不足状态。比如，2008年我国非农就业人员为4.15亿，但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职工数分别为1.508亿和1.99亿，这就意味着当年非农就业中至少有2.16亿是“灵活就业”，诸如在餐厅打工、当保姆，在工厂干零工。

如果把同时参加了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就业，称为有保障型就业，这种就业不过占当年非农就业的36.1%。也就是说63.9%的非农就业是灵活就业。

到2024年，我国非农就业上升到5.71亿，城镇养老和医疗参保职工总数分别为3.84亿和3.79亿。以这一口径推算，我国灵活就业人口为2亿左右，实际上比2008年还有所减少。有保障型就业占比增加到66.3%，实质是社会总体就业质量在提升。

我们为什么觉得现在灵活就业变多了呢？原因有二：

一是受高等教育年轻人就业灵活化，而这部分人传统都是有五险一金的就业，他们占比其实并不大，但他们在社会阶层下降或教育价值缩水方面的信息提示作用，远远比传统农民工灵活就业明显。

二是随着城市化，人们对就业质量要求逐渐提高，以前有机会进城打零工就觉得是进步，而现在对职业的要求越来越高，开始对收入是否稳定和是否有社保更加敏感。

应当看到，即使不考虑到技术带来就业形态变化的因素，灵活就业在我国也仍将长期大规模存在。我国经济总量和发展水平决定了，无法为近8亿劳动力创造完全的有保障型就业。

可以比较的是，美国和欧盟经济总量是我国的2.5倍，但其就业人口仅为3.7亿，除去灵活就业人员，估计也就是2.5亿左右。

这意味着，在我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情况下，也只有当经济总量达到美国或欧盟的两三倍，才有可能创造近7亿—8亿的全职固定就业岗位。

此外，还要看到灵活就业相较于农业和传统非农就业的进步性。

初始阶段的灵活就业，比如保姆、工厂零工，相较于农业体力劳动，客观上也是巨大进步。即便农业条件最好的山东平原地区，农民劳作一年也赚不到1万元，但去做清洁工、装卸工，至少可以赚三四万。

同时，以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等为代表的，规模约8400万的互联网平台技术催生的新型灵活就业群体，相比传统的工厂体力劳动、保安、建筑工等依旧是进步。

当前的普通蓝领收入也就是5000元左右，而高频骑手、网约车司机却可以达到8000元。这也是年轻人宁可送外卖、也不愿进工厂的原因。

社会舆论对灵活就业的刻板印象，源于参照物变了，人们现在对标的是城镇有保障型就业，而非对标自己的过去。

而实际上，除了那些被动灵活的高校毕业生，对于多数灵活就业人员而言，无论是从农田到零工的“灵活”，还是从工厂车间到外卖骑手的“灵活”，其中都有就业质量的进步。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停车场地面上的网约车乘车方向信息。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要及时跟上

当然，承认灵活就业的进步性，也不能看不到其中的问题，尤其需要进一步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这些灵活就业人员，事实上已经转化为城市居民，一些甚至本身就是城市居民，不仅要让他们有饭吃，还要老有所养、病有所依、居有其所。

在这次网络谈话节目中，张丹丹教授的发言机会其实不多。因此，在短暂的对话中，她只谈到了灵活就业积极的一面，而未能深入谈及保障问题。这也是导致此次舆情的关键。

对于灵活就业社保，首要一点在于，要建立国民年金制度。就是说，无论就业灵活不灵活，只要你是我国公民，都有一份能够保障老年最基本生活的养老金，并且这个国民年金是平等的，不能有城乡职业差别。

这体现了现代国家对国民的义务，即养老保险的第一支柱。以东邻日本为例，2026年度65岁以上的国民可以获得70608日元的养老金，大约相当于2980元人民币，基本可以满足生活需要。

我国灵活就业社保以及农民养老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关键就是第一支柱长期残缺。如果我国有一个达到基本保障标准的国民保障体系，这一社会焦虑就会大大缓解。

养老的第二支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形成的企业年金制度，我国叫城镇职工社保。这个社保是由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其中企业占大头。人类就业的灵活化已成趋势，劳动力不再有雇主，这也对第二支柱的运维形成了巨大挑战。

尤其是，我国的社保因为历史沿袭惯性，造成第一支柱太薄弱，城镇人口社保偏向第二支柱。一个人如果没有“单位”，社会保障基本无从谈起。

当然，现在也可以通过灵活就业社保这种形式完成第二支柱积累。但如果负担过重，部分人就会回避参加社保。

这个问题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及时着手解决。比如，国家层面可以利用5年左右的时间，逐步改革、完成灵活就业人员社保体系建设。

在这项改革、完善中，减少投资于物，增加投资于人是基础。具体而言，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基建投资和重复的产业补贴，进一步压缩行政支出，逐步增加居民福利支出。这其实也是落实“十五五计划”提出“投资于人”的题中之义。

同时也可以适当降低社保缴费费率。比如，无论是传统单位—个人承担模式，还是自雇模式，社保费率都可以降到18%以下，这样每个人一年可以节省近万元的社保开支，显著提升个人参加社保的积极性。

此外，也需要创新征收模式。针对一些企业设法通过劳务零工化规避社保责任，可以把劳务视为企业消费的一种，借鉴商品征收增值税或关税的模式，对于企业的劳务报酬征收社保税，但是税率不能过高，一定要控制在10%以内。

如此，就能逐步实现张丹丹教授公开所呼吁的，让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获得身份认同与社会兜底，舆论也才不会在此问题上情绪化、尖锐化、对立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