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七一”讲话中告诫我们：“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这是对我国面临的国际格局、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风险性挑战的形象描述。

日本是“惊涛骇浪”的最大渊头

我们不妨用排除法剖析。

先说美国，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竞争者，推行全球收缩战略，重心回归西半球本土及美洲事务。特朗普明确表态不支持“台独”，不会跨越万里为“台独”势力出兵参战。美国战争部长赫克塞斯也公开表态，无意与中国爆发正面军事冲突。

从现实行动来看，美国在俄乌冲突、中东战事中均选择售卖武器、远程打击、政治站队等间接介入方式，不敢直接派兵参战，他们更无力在台海开辟大规模战场。

再说台湾，赖清德当局不断炒作“台独”论调，言语挑衅气焰嚣张，但始终不敢踏出法理“台独”的关键一步，更不敢以军事手段主动冲撞大陆。美方仅停留在政治表态与武器售卖层面，并无为“台独”大规模出兵参战的实际意愿，缺乏外部实质性武力支撑。

两岸综合实力、军事实力存在巨大代差，大陆全方位优势十分稳固。一旦开启法理“台独”，必然触发反分裂国家法，招致雷霆式反制。赖当局清楚两岸实力悬殊的现实，只能停留在口头造势，不敢付诸实质性分裂冒险行动。

第三，菲律宾。小马科斯政府在南海频频制造摩擦，拉近与美日同盟的合作，更多是出于国内政治博弈的现实考量。菲律宾自身经济与军事实力薄弱，海空作战装备有限，完全不具备和中国正面开战的能力。即便借助美国同盟框架，美方也不会为菲律宾的海域争端卷入对华直接冲突。菲方一系列挑衅举动多为外交姿态，意在博取筹码、索要利益，始终不敢采取实质性军事对抗行动，会把控尺度避免局势彻底失控。

最后，剩下日本。去年10月高市早苗政府执政后，极右翼势力猖獗，军国主义泛滥，加上日元大幅贬值、中小企业倒闭，美国有意“放狗咬人”，日本极有可能孤注一掷，挑起第二次甲午战争。

穷兵黩武是日本的本性

1895年甲午战争前夕，日本经明治维新国力迅猛近代化，但财政负担极为沉重。1889至1893年日本年均财政收入1.01亿日元，1894年军费开支占财政总支出27%，近代工厂数量数年大幅增长，整体经济体量仍不及清政府。

通胀方面，1877年西南战争后纸币滥发造成恶性通胀，以1873年为基准，1880年物价涨幅超200%。1886年推行金本位货币改革收紧银根，通胀有所回落。

债务层面，1893年日本内外债总额达2.3亿日元，外债多在伦敦金融市场发行，包含大量军事专项借款，债务规模是年度财政收入的2.3倍，依靠外债与重税支撑军备扩张。日本举国发行战争公债1.168亿日元，媒体大肆宣传“征清国策”，民众踊跃认购战争公债。

甲午战争后，清朝赔付白银2亿两战争赔款，外加赎辽费3000万两，合计2.3亿两白银，折合当时日元超过3.6亿日元。日本拿这笔天价赔偿，不但还清了民众公债，外加补偿6%的利息，极大刺激了日本人的好战心理。同时，大力发展工业和装备业，极大地推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一举扭转战前颓势。

所以，发战争财，是深扎在日本人心底里的渴望。

日元深陷崩盘危机

2026年4月以来，日元开启断崖式下跌，美元兑日元汇率突破160关口，创下四十年来最低纪录，贬值态势难以逆转。日本当局紧急投入约730亿美元（11.73万亿日元）入市干预汇市，仅短暂稳住汇率不足三周，便再度失守160关键点位，巨额救市资金收效甚微。

日元暴跌引发国内经济连锁危机，输入型通胀居高不下，能源、原材料进口成本大幅飙升。2025财年日本破产企业突破10500家，中小微企业成倒闭主力，九成破产主体为小型商户与加工厂，实体经济持续失血。国内仍有约21万家僵尸企业依靠低利率苟延残喘，央行小幅加息后，这类低效企业偿债压力陡增，破产风险集中暴露。

根源在于日美利差长期高企，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高达240%，财政空间极度狭窄，加息将加剧债务风险。大型出口企业短暂获益，却无法扭转整体经济颓势，日元中长期仍面临持续下行、近乎崩盘的严峻考验。

高市掀起军国主义狂热

高市早苗是日本右翼军国主义代表人物，长期秉持错误历史观，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频繁参拜靖国神社，顽固推行历史修正主义路线 。她全盘继承安倍右翼政治路线，大力推动修宪扩军，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

去年11月，她公然抛出“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谬论，将台海问题与日本集体自卫权挂钩，妄图武力干涉中国内政，面对多方严正交涉始终拒不收回错误言论，持续煽动地区对立，其极端言行不断助推日本军国主义回潮，给东亚安全局势埋下重大隐患。

在高市的带动下，日本战争准备全面铺开。在国内加速布局军工基础设施，计划新建300座大型弹药库、1500座小型弹药库，囤积海量弹药储备，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大肆抢购战时医疗物资，完善战时后勤保障体系。网络与电子战力量持续大规模扩编，着力打造信息化作战能力。

在主战装备采购上，日本大手笔引进美国战斧巡航导弹与F-35隐身战机，还在西南诸岛布设12式导弹发射阵地，部署侦察与攻击型无人机，针对性的军事部署极具进攻性。防卫省更是和全国47个道府县签订应急协议，一旦出现所谓存亡危机，即刻启动战时遗体殡葬兜底处置机制，一体化衔接前线阵亡人员善后工作，这套战时动员体系早已超越常规防卫动员的边界。

日本强行通过大额国防补充预算，防卫经费突破GDP2%红线，通过大规模发行国防公债，年度国防开支高达11万亿日元。全方位的硬件囤储、军力扩张、战时民生善后动员叠加巨额财政投入，一系列激进举措勾勒出浓烈的战时备战氛围，军国主义狂热持续升温，给东亚地区安全格局带来严峻的不确定性与安全隐患。

日本不断多方勾连外部势力，蓄意搅动东亚安全局势。它主动靠拢北约，加速北约亚太化布局，还与乌克兰泽连斯基政权合作，在本土设立无人机工厂，输出战时军工技术。对日澳防务合作持续升级，向日方出售军舰深化海上军事联动。同时又拉拢菲律宾，私自划定海域范围搅乱东海局势。日本四处绑定域外力量，输出军事部署，刻意制造地区矛盾，不断把外部冲突风险引入东亚，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带来诸多安全隐患。

消灭日寇只需一招

稀土和镓、锗等两用物项，是制造导弹、雷达、军用通信装备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我国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去年以来我国不断收紧对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精准施策，牢牢扼制日本军事扩张势头，有效从供应链层面遏制军国主义的复燃势头。

倘若日本执意持续在军国主义道路加速狂奔，不断扩充进攻性军备、勾结外部势力搅动台海与南海局势，持续挑战地区安全底线，我国可依据《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采取反制行动。

该条款针对二战战败国的军事扩张保留合法约束权限，我方有权联合相关国家启动相关机制，实施全方位制裁。若日方不断触碰红线，持续制造安全危机，我方不排除采取非宣战的反制军事行动，阻断其对外军事冒险的通道，以有力手段捍卫东亚和平格局，遏制战争风险扩散。

这一切，需要我们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