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下着细雨的午后，我和祖父站在老屋拆迁的废墟前。

“你看这些砖。”祖父弯腰捡起一块青砖，雨水顺着砖的棱角流下，“方的。”

我跟着捡起半块残砖，确实是方方正正的。不远处，几个滚落的石碾子散在泥泞里——它们是圆的，曾经是碾米的好工具，如今斜躺着，沾满污泥。

“圆的东西啊，堆不起来。”祖父用砖在掌心比划，“你看咱们这老屋，住了五代人，哪块砖不是方的？”

我想起老屋还在时的模样。祖父是木匠，一辈子没离开过这镇子。他做的家具方正，榫卯严丝合缝；他说话也方正，一是一二是二。镇上来过不少“能人”，王叔就是其中之一。

王叔是镇上有名的“圆滑人”。他会来事，见谁都笑脸相迎，递烟的动作永远比人快半步。那年木材涨价，所有人都愁眉苦脸，只有王叔四处活动，不知从哪搞来批“便宜货”。他劝祖父：“老哥，这世道得变通。”祖父拿起木头在鼻前闻了闻，又敲了敲，摇头：“这料被水泡过，不能用。”

王叔的笑僵在脸上：“就您较真。”

后来，用那批货的人家，不到三年家具就开裂变形。而祖父做的桌椅，三十年过去，依然结实。

雨渐渐密了。祖父领我走到老屋地基处，那里还保留着最底层的石基。

“你太爷爷留下的。”祖父蹲下，抚摸那些石头，“他说，做人就像砌墙，基础要方，才能往上垒。”

我想起父亲。他在城里做建筑工程师，有次甲方要求“灵活处理”材料标准，暗示可以“表示表示”。父亲连夜写了份报告，附上各种数据，第二天在会上说：“楼要是歪了，会出人命。”他丢了那个项目，却保住了心里那块方砖。

“你爸啊，像我。”祖父笑了，皱纹在雨水里深刻，“不懂转弯。”

可是去年那栋楼出了事，用的正是当年那个甲方坚持的“灵活方案”。调查组来找父亲时，他说：“我早说过。”

废墟那头开来推土机。工头过来打招呼，递给祖父一支烟：“老爷子，最后看一眼？”

祖父摆摆手，从怀里掏出个布包，层层打开，是把老旧的木工角尺。

“这是我师父传的。”他把角尺放在一块完整的青砖上，“你看，九十度，一分不差。”

角尺的铜边在雨里泛着暗光。我想起小时候，祖父教我认这角尺：“做人做到九十分不够，得九十分，就是直角，不能多一度，也不能少一度。”

“可现在人都喜欢圆的。”我脱口而出。

祖父收起角尺，望向远处正在兴建的新楼：“楼越盖越高，哪栋不是方的？圆顶好看，可你要在圆顶上再加一层，试试？”

推土机开始作业。在轰鸣声中，那些圆石碾被轻易推开，而方砖垒成的墙基，需要反复撞击才能倒塌。

离开时，祖父最后回头看了一眼。废墟在雨中渐渐模糊，只有那些散落的方砖，依然保持着棱角。

“你记住，”祖父的声音混在雨声里，“圆的东西滚得远，可停下来的地方，自己说了不算。方的东西走得慢，但停在哪儿，就在哪儿扎根。”

那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变成一块砖。起初是圆的，在坡上滚得飞快，草木、溪流、风景都在后退。可当我想停下时，却停不下来，直到跌进深谷。后来我变成方的，每一段路都得一步步挪，有时被别的砖挡住，有时陷进泥里。可当我终于被垒进一面墙，和无数方砖在一起时，风雨来了，我们一动不动。

醒来时天刚亮。我走到书桌前，打开父亲去年送我的盒子。里面是祖父的角尺，还有张字条：“咱们家的人，不做滚石，只做基石。”

窗外，城市正在醒来。远方的工地上，塔吊正将方形的预制件吊起。那些构件在空中摇晃，但一旦落入位置，就会成为某个结构的一部分，支撑起重量，界定出空间。

我拿起角尺，冰凉的触感从指尖传来。九十度，一分不差。这个角度不圆滑，不讨巧，但它能垒起高楼，能丈量良心，能在风雨飘摇时告诉你：此刻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位置。

雨停了，阳光照在角尺上，那道光也是直的——从过去照到现在，从现在照向未来，不转弯，不折扣，就像那些方方正正的人，走一条直直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