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学毕业之后，缪睫想要逃离“真空”的城市生活，从一个城市女孩变成山村农妇——她闪婚、生子，奋不顾身地投入一个农场，以为会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画面，实际却走入一个封闭无聊的环境。在日复一日的磋磨中，她成为妻子、母亲，“为了寻找自我，却失去了自我。”七年后，她带着失望下山了。

这是一个女人在不同的系统之间不断逃离的故事。去年9月，缪睫把自己在农场的7年整理成书，用农场的名字取名为《雨后大地》。下山两年后，她偶尔会回忆起那条通往大地的路。

以下为缪睫的讲述，部分内容结合书籍《雨后大地》整理。

文｜徐巧丽

编辑｜王之言

空白

2017年初，我闪婚了，心里面是一种渺茫的心态，但又有一种渴望，想让自己安定下来。我对未来的农场生活几乎一片空白。生产生活是什么样的？要种出菜来，需要付出什么？全都不知道。

我把厦门一套loft公寓退租，扔掉好多鞋子、厨房的架子，带着一个28寸的紫色行李箱，几套冬天的衣服、两箱书、牙刷牙膏，坐上火车就来了。 没跟朋友说，也没跟我妈妈说。

农场在江西赣州龙南市东南方，去市区要骑半小时电动车，没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就是一个山头。走一段水泥地，坡度五六十度，之后还有一段陡坡，七十度。那时候是冬季，树稀稀拉拉都很小，叶片也不多。其他果农都不住这儿，傍晚5点就下山了。

一年前的夏天，我参加朋友的婚礼，结束后，大家说难得聚在一起，多玩两天，有个男人说他得走了，“我要回去喂鸡。”有人就很惊讶，“你还养鸡？”他继续说，“我还有一条狗，有一片地。”

他就是钟敏。我们十来个人是摄影的、搞纪录片的、搞青年空间的，依附于一个机构、项目，在公寓楼的客厅里吃饭聊天。他描述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就好奇。

第一次去参观农场，他穿着酒红色衬衫，小脚牛仔裤，剃着板寸头，戴一副细黑边眼镜。那时候我给一家公益机构做英语翻译，研究的是工业化养殖——如三个月出栏的鸡、六个月出栏的猪，给我们的食物和健康带来了什么。我想知道好的食物是什么样的。

他很温厚细致，临到农场他说前面没有铺水泥路，得下来走，做饭前问我有没有忌口。他从后院摘了紫得发亮的茄子，绿中带红的青椒，一把绿油油的空心菜。

他已经做农场3年了，很有自己想法，跟我探讨什么是良善的食物，理念很契合，做事情也认真，边做饭会边收拾，案板都是干干净净的。

这个环境的空气颜色，也能让人慢下来，没有喧嚣和嘈杂。离开时，我感觉全身的细胞都被更新了一番。我对农场生活的认知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跟自然和谐相处。

也是有怀疑的。闪婚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决定。我是很认真的，我想体验，但没有想过一定要困在这里一辈子。结婚前我就问钟敏，那以后要是不想待在这儿了，怎么办？他说有你的地方就是家，你去哪我就去哪。后来他就说他忘了。

第一个干也干不动的农活是锄地，锄头太沉了，一大块铁、一根粗粗的木棍，我感觉抡几下就没力气。开春翻新地块，要把杂草给除掉、挖地加肥、把堆肥给埋进去、跟泥土混合。体力没办法应付工序。

还有抓蚯蚓，挺崩溃的。冬天蚯蚓就在姜块里睡觉，要直接给拔出来。摘辣椒还被毛辣子辣到，都辣哭了，有次摘柿子又被它辣了。它躲在叶片下面，跟叶子的颜色很像，一下子没注意，手就跟吃了辣椒一样，还会肿起来。

最不适应的是山里湿气重。有一年持续了长达半年的雨季，每隔几小时，除湿机就发出水满的提示音，身体特别无力沉重。房间太潮，我得了坐骨神经痛，起床起不了。

指甲里面的泥，第一年就成了常客，洗也洗不干净，已经附着在指甲下面皮肤上了。以前拿笔的中指，茧子印慢慢退了，干农活最多的右手大拇指开裂，总好不了，摘橙子的酸水流到大拇指上，就很痛。

皮肤晒多了就黑了，也不再用护肤品，有时候穿着一个农村妇女干活都会穿的外套，婆婆送给我的，差不多到膝盖长的，红黑格子或迷彩，头发也没有梳。

把香蕉从山脚搬到山上小屋。讲述者供图

钟敏发快递要在中午11点前送下山，正好卡中午饭时间，一般我来做饭。我喜欢味道清淡的，他干活喜欢重口一点，什么菜都想加点肉 ，我会照顾他的口味。自己种出来的菜，他会用力地说“好吃”，有时候他觉得菜没有肉感，在饭桌上就能看出不高兴，会说“明天去买点五花肉”。

我从一个看见菜青虫就尖叫，炒菜两分钟胳膊就酸，除了桌上的菜什么植物也不认识的城市女孩，变成了一个可以徒手捏死虫子，一年365天做饭，还能顶着烈日挥舞锄头的山间农妇。

两个“我”

在厦门，我在商业公寓里居家办公，有一种真空感。不知道隔壁住什么样的人，在屋子里，听到小孩的声音，才知道住了一个家庭，听到好大声吵架，才知道住了情侣。偶尔进电梯，还会碰到一个养着大狗的年轻女孩。我很困惑这么小的公寓怎么养这么大的狗。

有一度，我想要逃离这种没什么真实感的生活。我隔两三天会特意去菜市场，看每个蔬菜白纸上的价格，感受多一个维度的生活，那个菜市场很快拆迁了。有一次去超市，我想着去碰最早的蔬菜，6点多，唯一亮灯的就是蔬果区。可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大小、颜色、质地，没有变化，没有丰富性。尤其是西红柿，青的，硬朗的时候就摘下来了。

在我妈妈看来，人人都应该向往城市。她忍受不了地里的蚂蟥。夏天城里的学生放假了，会来乡村玩，她看到那些女孩子穿着漂亮的花裙子，骑着自行车在风中飘扬，觉得好羡慕。她考高中没考上，补读了一年，也没考上，才终于放弃了，后来城里有个远亲是学修理电器的，她就去做学徒，攒了一点钱，自己开店，靠自己在城里买了房。

但她把家务作为自我实现的道场，每天都要拖地，垃圾也倒得勤，我们头发掉地上了，她就会说脏了。我妈被捆绑在婚姻制度里，她也让我找一个条件好的“好老公”。在二十出头的年纪，我对她说自己这辈子不结婚。

我跟着奶奶在城郊长大。当时玩得好的朋友会去泡网吧，就我天天拿着书本，初中班主任找我谈话谈的都是成绩，说我考进来是全县排名46，现在在班里只能中等。那几年，我心里感觉没有人能够支持，像一个孤岛。

小时候有一个泥塘、池塘，我家走过去两分钟都不到，我会在那里捞蝌蚪，捉青蛙，摘花，玩天女散花，把它抛到空中。上学路上还会见到穿山甲，丛林里跑出来过马路。偶尔走田埂去上学，跟着我表哥，我就看着他踩过一条蛇走过去。在家庭、学校、朋友面前的虽然都是我，但在自然里才是更接近本性的我。

农场附近的景色。讲述者供图

大一放暑假回家，发现泥塘、池塘、田地都被填了，小山坡也移掉了。政府要修一条公路，通往县城新中心。本地年轻人都很高兴，他们叫老家“大玉山”，觉得玉山越来越好，洋气时髦。

我曾经在一个英语培训机构实习，负责一个8人班级的课后辅导，这些小孩十四五岁，父母很忙，没空陪伴，交朋友通过物质交换和给予，送你门票带你去追星。一个女孩子很直接地表达，“我要去英国，找个有钱的男朋友”。

工作后，我还要负责公众号文章，一个标题审好多次，觉得很无趣。

我感觉很失落，在城市这么多年，好像生活的环境、人跟人的关系，都放在一个很商业的社会里，找不到想要的东西。那时候我只想回到过去——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我想要寻找的是一个温情的支持系统。

农场有“庇护所”的成分，暂时帮我阻隔了很多在城市里失落的东西，给我一些安稳的力量。

在农场去体验一场雨都不一样。在高楼里面听到的雨声是不完整的，只是一种声音，但是在农场里会听到各种声音，它落在屋顶上，轰隆隆的，气势恢宏。我还在雨下得特别大的时候，特意开门想看一眼，风猛地一吹，感觉胸腔收紧了。芭蕉叶都在摇晃。你是很惊奇的，跟日常的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在农场生活，用舌头去感受蔬菜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我尝过生的蒜，吃完之后胃有一小会儿不太舒服，太辣了。蔬菜自身有甜味，甜度主要靠土壤和阳光，我们会找一块平的、阳光好一点的地种胡萝卜、白萝卜。胡萝卜能吃到很浓的味道，白萝卜有一点点辛辣，但汁水会很多，切下来一片，表面泛着光。甜也会有烦恼，炒菜都要多加点盐。

城市里，所有的东西都在吸引眼球。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各个店招牌，看电脑工作，眼睛会过劳。没有被真正滋养的是舌头，吃的东西要么没有什么味道，要么就是刺激的酸、甜、咸。糕点、沙琪玛、巧克力，对舌头就是轰炸。

我也在一点点搭建自己的空间，买了衣服、放衣服的抽屉、茶几、书桌。吩咐钟敏这里太挤了，这个东西拿掉。还和他一起，把放杂物的破房子搭建了一个小食堂，嫌电磁炉炒菜太慢，又换了煤气灶。

2018年初，我们尝试在走廊下种下七八棵百香果，看着它从一棵小苗一点点长大。冬天还特别冷，百香果是偏热带的水果，纸壳纸箱塞木屑，我们用透明胶带包在树干上，在飘着细雨的天气里吭哧吭哧地给树保温。

有一晚钟敏巡山叫我去看，打着灯笼，黑夜的棚架下面，一个个挂着绿油油、黑通通的百香果，一个丰收的画面，这也是试验成功的第一个大规模出售的水果。

失败，很多次

钟敏有一个很具体的设想，希望农场未来有10个左右的单品，每个单品能达到年收入1万，一年有10万左右，他就很满意。

前四年，我们什么都种，尤其是豆类和根茎类，土豆最好的一次也才卖了100多块钱，红薯第二年就遭到了野猪，不敢再种。之后四年开始做减法，从两万块增长到七万多块，种了百香果、李子、脐橙。最有希望的是脐橙。但眼看年收入10万块的目标近在眼前，黄龙病的阴影却笼罩了农场。

黄龙病是菌类引起的疾病，柑橘特有。它只能防治，无法挽救，病树得砍掉。果农每年喷洒农药防治，但我们不用化学农药。

钟敏想遵循的理念，是构建一个自我维持、自我循环的可持续环境。我们不用任何化肥农药、多样化种植——不仅养蔬菜，还养杂草，养虫子。

如果是种胡萝卜，它需要阳光，杂草长起来竞争阳光，我们就除草。如果是吃农作物很厉害的虫子，爆发性的，挂防虫板、用手抓。如果是虫宝宝，或者跟我们没太大关系，吃一两口的，就不理它。

龙南市是赣南脐橙的主产区，脐橙是家家户户的命根子、钱袋子，一年到头要给果树打十几次到二十几次药，人人都说不打农药脐橙种不出来。果农天天拿着割草机。

钟敏偏不信，问起农药防治，他眼珠子一翻，“我不知道，不感兴趣，也不关注，反正我不用。”他还会跟周围邻居讲杂草的好处，留草可以给益虫提供栖息地，益虫有什么好处，割下来的草用来覆盖有什么好处……他像个傻瓜那样侃侃而谈。

没有果农效仿他。有次我散步去另一个山头，农户不知道我是谁，就骂骂咧咧抱怨，“那家不打农药的，虫子全跑我这了。”

钟敏很笃定，这是一件很有价值也挺有前景的事儿。他对肥料也有标准，要用安全的原材料来堆肥，比如菌菇渣、羊粪。材料不好买到，最近的是菌菇渣，距离5公里，羊粪哪里有我们就去哪里买。买东西送了一包小肥料，他都要撒到杂草里。有一次，蔬菜种得太差了，自己都没菜吃了，我试探性地建议，要不买点有机肥？他说，一步退步步退，坚决不用。那阵子我们就去赶集买菜吃。

那天，黄龙病又来了，一些健康的叶子变黄了。钟敏脸色阴沉，我和他面对面，隔着一张餐桌，我沉默，他也沉默。

农场。讲述者供图

这些年来，农场10亩地的经营一直只是维持温饱，并没有多少盈余。我们经历了很多次失败。我曾经提议放一放农场，走去城市试试。“你以为换个地方那么容易啊？你以为找地那么好找啊？”钟敏一口一个反问句，把我问得哑口无言。我还没来得及表达自己的想法，就遭到了否定。

每年末回看这一年收入，百香果又不行了，很多作物过了几年就衰老了……我都会怀疑，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我忽然觉得，我们是彻彻底底的失败者。我起身倒水，背对着他，我的声音越来越轻，“这一切像没有出口的无限循环……”

那年冬天，脐橙减产至400斤。钟敏挑选出来皮太厚的，裂了口的，拿来熬果酱。一锅四五斤的果肉能熬出十罐左右橙子酱，一罐135克。钟敏用红色的深口锅熬，我负责切果肉。一部分卖给客户，一部分自己吃。

果酱没有添加剂，需要趁热装瓶，盖好盖子后马上倒立放置。透过玻璃，可以看到粘稠的明黄色果酱在上下翻涌，星星点点的橙红色如黄色海浪里的小船，其实是橙皮屑——橙子的甜，柠檬的酸，橙皮屑的苦，混合成了口感复杂的前中后调，像极了对我们人生的某种隐喻。

一堵无形的墙

尝到苦的滋味一般在我表示“我要下山、我想出去、我想工作”的时候。钟敏不想，他想守着他一亩三分地。

我们下山只有发快递、拿快递和去朋友家这三种情况。有时候我们会在河边一户农家乐，最常聚的是三个家庭，另两个是钟敏的朋友。他们聊他们的，通常都用方言，我就在河边转悠，有时候干坐在一边。他会说，“你去找她们聊天啊。”指他朋友的老婆。她们会聊做什么好吃的，或不停地刷视频，也经常用方言。这些在当地人群中的时刻是我最没有连接感的时候，也最渴望我所想要的交流。

山里社交生活更单调了，我在山上通常只面对钟敏一张脸，偶尔还有公公婆婆两张脸。时间的流速会变得更慢，一天能做很多事情，锄草、剪枝、做手工、弹琴、看书。你可以看到太阳从这里移到那里，看到叶子长多起来了，果树已经高过你了 。

早期没有Wi-Fi，房间信号不好，和朋友也不太联系了。我开始根据时令生活，过了冬至，每天早上时间会有很微妙的前移，看窗外的天空的颜色从暗蓝变成青亮，谷雨前就能感受到空气里的凉意。晒衣服、晒萝卜干，都根据太阳的高度，太阳挪到那边了，重新拉一根线，把衣服挪过去。

刚开始觉得，内心找到了一些锚点，不是非要依赖外部社会，踏踏实实的生活。后来发现，好像也处在一种真空里。 2019年，我提出要找工作，钟敏就让我好好在家写作。

农场是钟敏自主意识的延伸，他要有一个他可以掌控，由他做主，不太受干扰，自由的地方。

和许多人一样，钟敏被乡村养育，去城市打拼，计算机专业中专毕业的他从一份电脑排版员的差事做起，到房地产设计师，资深设计师，成为美术指导。方案每次改动，都会重新命名，大改动以此命名，小改动以字母命名，更小的微调就在字母后面附上数字，如XXX项目第七次D方案d4。

有次，工地上一大型吊机的钢绳断裂，他的小舅被砸中身亡。人生的意义突然蹿到他眼前，这一生究竟要如何度过？

果园是钟敏父母2011年接手的，钟敏返乡后就交给他打理。父母住在山脚，农忙时上来帮忙。特意留的草，他们给除了，一些杂树、无患子、苦楝也是这样。钟敏老是跟他爸吵架，“以后不要来山上干活了，不需要你们帮忙了。”

他的原则性很强。买股票也是，他认为这个公司好的话，即使跌到再怎么样，他也不会动摇。做饭也是，我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弄好，一次性收拾。有一次我把摆盘都备好了，他一进来就说“怎么那么乱”。

我们会顶着太阳一起干活，累了就一同坐在棚架的百香果树荫下乘凉，直接剥开熟透的百香果吃，一人一半。春天，我在厨房做饭，他会摘了菜苔、韭花，藏在身后，突然拿出来举在我的眼前，挡住他自己脸，我就会笑“人家送花你送菜花”。

农场缺个辅助，我就做了这个角色，负责后勤，他干什么我搭把手，洗脐橙，切脐橙，挖姜，做饭，洗碗，收拾，我没有找到一个我主导的事情，后来还要育儿。

我们一开始没有准备要孩子，就在黄龙病侵染果树的那一年，我怀孕了。有一次产检，我拿着单子去抽血，全程医生都没看我一眼。我理想中的分娩，是我可以主导，有比较多的自由度。那年冬天，我选择在家里生下一个女孩。那种疼痛，像大火滚沸。

孩子取名小碗，希望她好好吃饭。前三年，我把母亲这个角色位于第一。一日三餐，所有的衣物都是我来管理，哺乳是我，带孩子睡也是我。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厨房上，或者带她去散步。看的书从《朗读者》变成了华德福教育。

只有早上的时间属于我自己。有一段时间我想写书法，每天5点多就起床，练个半小时一小时再去弄早餐。

缪睫的书法作品。讲述者供图

有一次孩子在午睡，我站在门口，跟钟敏说，我想去工作。他直接说，你不适合工作。我们都沉默了。

每次我提到找工作，就好像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有一次，婆婆来山上送东西，我正在厨房忙活，她问，“听钟敏说你想去工作？”我嗯了一声，她说，“干嘛要去工作，在这里给钟敏做做饭不是挺好的？ ”

生完孩子第二年，一个朋友来看我。大学毕业后，我和她的联系很少了。我们在客厅聊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午饭后，我让钟敏带娃，两个人就出去散步，那时候还是夏天，我们穿着短袖，等雨停等了蛮久，回来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敏就不高兴了，铁着脸问，“你们上哪去了，这么晚回来？”

朋友后来跟我说，“当时去看你们的时候，我就感觉家里好冷。”

和钟敏最大的冲突，在2022年疫情时期，他严防死守，有一次我带孩子去隔壁奶奶家坐了一会儿，他就让我去公公婆婆家自我隔离，小碗却不需要。我知道这是对我的惩罚，是以爱之名包装的压力和权威。

那段时间，我找机会出门，在天还未亮而家人熟睡的清晨，独自漫步在暗黑的群山之间，不去想啥，只是带着那样的情绪在走。有一次在一片竹林里迷路了，我的到来打破了宁静，鸟鸣一声高过一声——我意识到我失去的是我自己。

我反复提出要下山，因为孩子也要上幼儿园，要找更好的教育环境，钟敏不同意。很多问题都没有得到一致的协商，没有谁服气谁。

2024年1月23日，又是一个冬天，我带着那个28寸的紫色行李箱，装了几件衣服下山了。我骑着电动车带孩子先去了表妹家。临走前，婆婆劝我，“你就忍一忍他的坏脾气嘛 ，我当年也是这样忍过来的。”我说，“我是我，你是你，要忍你忍。”

临走前一天，我看着钟敏把小碗接走，孩子还问了我，“妈妈怎么不走，妈妈要去哪？”

再一次链接

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下山后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严重焦虑。就像在四下无人的旷野，到处是岩石砂石，没有一个清晰的道路和方向，布满迷雾。

我突然有了完全属于我个人的时间，我可以独立地选择做什么，但我又不能完全拥抱这种状态，因为我对孩子的责任乃至依恋，都难以割舍，这些不是石头，我扔掉就扔掉了。

刚开始我去了天津，辅导英语。在一次朋友聚会里面，我感觉我搭讪都不会了。上一句下一句接话之间有个很微妙的点，可以引发逗笑。我在刚下山时很容易卡壳、空白，不知道接什么，甚至人家跟我说谢谢，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别客气”，这个话对我来说很生硬。

我对天津的感知塌缩到一个出租屋里，只觉得比江西的冬天要暖和。我很努力地去维持一些常态，去菜市场，做饭，锻炼身体，该上课的上课，写稿子，去图书馆借书。但是会觉得空落落的，好像有一些坍塌，有一些很难去修复和去重建的东西。在地铁上，只要一想到孩子就掉眼泪。

我会常常失眠，两三点就会醒，或者说到两三点还是入睡不了。脑子就像停不下来的自动播放机，复盘、理解、深入剖析那七年。我痛苦地发现这一切都是自己当初选择的，我选择了世外桃源的同时，也选择了与世隔绝。为了寻找自我，却失去了自我。

我买了瓶红酒，酒力很差，我只要大口一点闷下去，全身就会开始发热，脑子不转了，就容易入睡。

之前来看我的朋友在北京，我说你能不能来看看我？她就过来了。在一个傍晚，我们一块吃饭，去公园散步，吃了街边的小吃。她拿出一袋喜糖给我，她说她结婚了，又说，“我觉得离婚也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离婚快乐。”

我就眼泪啪嗒掉。觉得被看见、被理解、被支持到了。

农场的环境过于闭塞，几乎没有任何支持系统，或者我们能够依靠的朋友和长辈可以介入其中，哪怕是些微的疏导。但城市——这个我以前逃离的地方，拥有人际层面上比较容易实现的交流沟通。

一些变化也需要我适应，在便利店第一次看到自助扫码结账机，原来小商店都有这个东西了？商场里还有盲盒，叫泡泡玛特，我上山之前很少见到。

后来我去北京教小孩。现在的教育环境让我很感慨，雇主家有两个孩子，小的不到2岁，要做闪卡，有古诗、数学、英语等，每张卡念一首，念三遍，每次半个小时闪100张卡，每天三次。还要辅导老大，他们作业可多了，晚上八九点我才回去。

过了一年，钟敏带着小碗也下山了，准备在杭州找一块儿地，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下山。现在我俩合伙带孩子，住在一起，有不同的房间，互不打扰。他也有了一些改变，我做的事情会尊重我的选择，比如我上课教英语，需要他带孩子，他都会配合。小碗上了杭州的幼儿园，我每周去兼职2天，抵扣一部分学费。

很多问题我到现在还在探索，比如“我为什么上山”，答案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很快就能知道的。我不太经常想起在农场的日子，有时想起来，会想到那条通往农场的马路，两边梯田式的、此起彼伏的橙子树，很遥远，像梦一样。但那片心里的旷野，不再是岩石和砂石，有生机了一些，接触到人和人交往的情感。

农场的落日。讲述者供图

我每周会去幼儿园两天，在那吃午饭。幼儿园里面的一位大叔，对人很亲和、关心，会问我今天来不来？我给你做好吃的。前几天我要去一个地方，但没有骑车，他就说要送我去，还顺带说，“我正好去那边拿点东西。”那个东西不重要，可能只是他临时编出来的一个善意谎言。

刚到杭州没多久，我骑电动车过马路，等红绿灯。路边有一个大哥卖梨，他就问我，梨很好吃，要不要买？

我说，我在等红绿灯，来不及。他就削了一个梨给我，“那就给你削一个，你尝尝。”我觉得吃了就不好意思不买。我直接笑着说，大哥，我没打算买啊。他也很直接地说，没关系，你尝尝。就递给我了。那个梨没拳头大，但吃起来也很甜。